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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产生，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了挑战了知识分子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或许应该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才能真正揭示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关键词 口头文学；文学史学；价值判断；原生态 口头传统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民间故事、说唱文学等多种口头艺术种类，它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口头传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6年，一个名为《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的刊物在美国创办。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开始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口头传统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开展，时至今天，已经建构了丰富的理论，形成了诸多学派。综观口头传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口头传统的文学史学研究有着明显的不足。本文从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角度，分析文学史学中口头传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口头传统研究给文学史学带来的挑战，探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 口头传统作为文学史学的“问题” 口头传统一直是文学史学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文学史学领域围绕口头传统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口头文学是否具有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虽然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家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对于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却一致地持漠视态度。实证主义文学史学从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出发，认为文学史是基于真实可靠的材料，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史。法国学者朗松系统总结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学史应该“努力探索一般的事实”，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作品”，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文本”。 口头文学由于没有确定可靠的史料支撑，尤其是口头文学的作者和创作时期等都很难界定，这些与实证主义文学史学所重视的版本、编年史要求截然不同。以维谢洛夫斯基等为代表俄罗斯学派批评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缺陷，认为文学史应该研究文学类型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维谢洛夫斯基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中论述了民间抒情诗、短歌、歌谣、史诗、神话、传说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以此证明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文章结尾，他借用瓦尔特•司各特的话， 再次强调了民间诗歌、传说、神话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必要性。形式主义文学史学从历史的进化观念出发，认为口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具有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 因此，他们认为民间传说的类型研究“一样有意义”， 高度称赞了口头文学类型史著作，认为《德国颂诗史》和《德国歌谣史》是“两本非常好的书”， 但是他们也批评综合的文学史的著作“过多地注意了固定的口头文学诸类型的问题”。 与西方文学史学不同的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学就认识到了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设置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或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二元对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五四”先驱十分重视民间文学，鲁迅认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的。” 胡适在分析汉朝的民歌时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 鲁迅、胡适、梁启超等文学史家都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并自觉承认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把古代民间的神话、传说、民歌、歌谣等口头文学作品纳入了文学史写作范围。1930年代，郑振铎在雅俗并峙的文学史观念指导下，高度评价俗文学(包括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他认为“‘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因此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给予中国古代的口头文学以较多篇幅，尤其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古代民歌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迅速崛起，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多是以口头形式存在和保留，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十分重视口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甚至有个别民族的文学史其实就是口头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认为口头文学具有不可置疑的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次，口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叙述。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方法论，他强调文学史上“任何一种以往的发展都必然会体现在”“必然的形式中去”，他通过瓦尔特•司各特的话，主张编写民间诗歌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从而发现“生活的新内容，怎样渗透到各种旧的形象”。 韦勒克主张书写民间传说的类型史，反对书写综合性的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上，他反对“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主张“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 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把口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进行叙述，如鲁迅、胡适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其二是编写口头文学的类型史，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基本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民歌的文学类型史。其三是编写综合性的口头文学史专著，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中。1961年，何其芳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中探讨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一，“对口头的材料加以忠实可靠的记录和整理”。 何其芳强调材料的真实与可靠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认为根据不可靠的材料写出的文学史并非“信史”。其二，“口头文学的断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何其芳认为口头文学无法断代就难以进行文学史写作。何其芳提出口头文学的材料与断代问题是文学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涉及到口头文学的真实性，前一问题主要涉及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后一问题主要涉及创作时间的真实性。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领域，口头文学的材料与断代问题一直是人们探讨的焦点，翦伯赞、马学良、刘澍德、邓敏文等人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刘澍德在《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中，以白族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探讨了口头文学材料界定与断代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以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性质为主要依据”、“根据一些史料”、“从作品中所反映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应用情况”、“从作品所反映的道德伦理观念”、“根据地名、人名”、“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 邓敏文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中也专门探讨了民间口头文学生存年代的判断问题。总之，在中国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方法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文学史的分期上，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基本是依据文学的标准，但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中，大都是依据政治历史的变化来分期，这与韦勒克强调的观点截然不同。 最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问题。在西方文学史学中，从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到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学，他们都强调了书面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统治地位，口头文学大多作为书面文学的“史前史”而叙述。丹麦学者勃兰兑斯是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在实践中的重要代表，他强调以“杰出人物” 来贯串文学史，“杰出人物”是文学史的中心，是文学史的纽带。然而口头文学是一种民间形式，往往是民间集体创作，很难确定具体的作家，因此，在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学中，口头文学不可能具有与作家文学同等的地位。五四时期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学，开始就把口头文学置于与书面文学同等重要的位置，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看法。1961年，额尔敦陶克陶在《关于<蒙古文学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把口头文学“放在文学史的正统地位上”的观点。 1994年，刘魁立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的序言《回顾与展望》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说：“口头文学……在文学范畴里占据什么位置?和书面文学什么关系?”，刘魁立强调“口头与书面文学是属于同一范畴的”。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学中，有部分学者强调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与西方文学史学的部分观点大不相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