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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烈]英雄史诗《黑白战争》主题思想的形成(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陈烈 参加讨论

    这一主题思想的产生还可以推测为远古代纳西族太阳神话的遗留和原始哲学思想的产物。英雄时代前原始社会的精神领域是“神们”的世界即神话世界观的时代,上面已阐述。那时的原始初民的意识中有两个太阳并不奇怪,其他各民族也有十个、八个、十二个太阳的神话传说。纳西族关于黑、白太阳神的观念并不只限于《黑白战争》中才有,民间就有砍杀九个太阳、十个月亮的口传神话故事;又在东巴教消灾道场念的《迎请日月·引水》经书里记载了一个古老的日月神话故事。传说远古时代有九个太阳、十个月亮,大地干旱、严寒,生灵无法活下去。至高无上的天神盘神的九个儿子砍下了八个太阳九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解除了人间灾难。可是太阳月亮都只从黑天黑地的鬼王勒启司普的地方升起,人间没有了光明、分不清昼与夜。人们派了许多动物神去迎请日月都不成功。阳神米利陆阿普抓起三把白土变成三只白犬,让它们去请来了太阳;阴神米利塞阿祖抓起三把黑土,变成三只鸡,由它们分清了昼与夜,请来了月亮。于是盘神的九个儿子留在人间,他们繁衍的后代就是纳西族。这个故事说明“黑”与“白”的观念很早就在纳西族产生。按他们的文化观念“白”是阳神,黑是阴神。这里又有了阴阳观念,造物神也分阳神阴神。阴阳二元论哲学观念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的《易经》,后来与战国时期的五行说相结合,被道家学派接受,阴阳五行又成为道教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最初是用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变化的,阴阳二气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本源和规律。世间凡属光明、美善、热烈、正直、积极等性质的事物均属阳气,反之则属阴气。可是春秋战国时期纳西族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还属于我国西北高原古氏羌族群中的部族或氏族,后来东巴经中出现的阴阳,黑白观念很可能承袭于古氐羌族,随民族迁徙从西北高原带到滇西北高原。其实黑白观念还有很幽远神秘的渊源,它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哲学思想有关,甚至与古伊朗高原的太阳神教有关,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从上面所举东巴经记载的迎请日月的神话故事看,黑白观念在纳西族早已存在,显然要比《黑白战争》原始得多,将此观念作为史诗主题的核心贯穿全文、且有如此错综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有发展到后期的神话才有可能。以后纳西族在形成统一民族之际与中原蜀汉文化相交融受道教思想影响实属必然。这一影响在东巴教比比皆是,在《黑白战争》也很明显。米利东主是善神,白太阳神,是阳刚之气光明美善之象征;米利术主是恶神,黑太阳神,是阴气秽气、黑暗邪恶之像征,这与道教的观念相同,与东巴经《迎请日月》的观念相吻合。至于“金木水火土”五行观念在《黑白战争》中的双方争战是其具体运用,“五行”的五种物质相生相克以双方的攻守来代替。由此可见英雄史诗《黑白战争》主题思想的核心黑白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古纳西族日月神话的遗留、原始哲学思想的积淀以及与古汉文化的交融之产物,才产生了史诗为太阳而战的既富于神话色彩又富于哲理的主题思想。这一主题思想形成的过程是纳西先民“用认识的活动去了解事物,用实践的活动去改变事物,用前者去掌握宇宙,用后者去创造宇宙,”(注:克洛济著《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既有物质文化的创造又有精神文化的创造,才使英雄史诗反照出一个民族崛起之时勇于进取、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精神及其民族生存发展的艰苦历程。
    《黑白战争》除了有寓意深刻的主题思想之外,它所描绘的毕竟是一场人世间的英雄战争,不管它如何具有幻想性和神话特征,仍然离不开人类社会,社会现实生活仍是它扎根的土壤,所以为太阳而战的主题思想的形成除了前面阐述的诸种文化因素外,英雄时代的社会现实亦是其产生形成的又一重要根源。这个问题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集中讨论。
    《黑白战争》所描绘的是古代纳西族英雄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通过一场血族复仇的部落战争表现了英雄时代的主要特征。英雄时代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由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社会产生与繁盛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性质、组织结构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从大一统的、原始的、低级的原始自然社会进入动乱、分裂、械斗的由人类思想意识为主宰的政治社会,“人民力求摆脱他们自远古以来即生存于其中的氏族社会,而转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这是进入文明领域所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注:(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其二是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勃发;其三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崇尚武功,崇拜力,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神力、自然力等等,一切力量都是崇拜的对象,人们利用一切于我有利的力量改造世界、创造世界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此过程中萌发着原始的英雄史观和伦理道德观。同时,在英雄时代的精神领域内充满着狂热的宗教信仰,并残留着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和素朴的哲学思考,《黑白战争》描绘的正是这样的古代纳西族社会。据史所载,纳西族的形成时期早在汉末“雅砻江流域定筰地区的摩沙夷(居住在今四川盐源、盐边一带的古纳西族之称谓)……仍保持着部落繁盛状态”,而且出现了“拥有一定势力的地方‘帅豪’”;到了唐代的南诏时期,建立了六诏之一的越析诏,后为南诏所灭。唐汉时期是古纳西族煊赫而又坎坷的民族形成时期。到了元代,纳西族在丽江繁盛起来,丽江巨甸一带是“摩西大酋世居之地”;“明代是丽江土知府木氏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注:参阅《纳西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纳西族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以上各个历史时期纳西族几经衰落、几经中兴,是其民族祖先奠定民族基业、大显英雄本色的时代,《黑白战争》是其艺术的再现,历代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它产生及其主题思想提炼的土壤。史诗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不同于有据可查的信史,它的真实性在于它所描写的生活合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能折射出一个民族(或国家)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但它又是文学作品,必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必在想象或幻想中诞生,“因为真实历史中的行动和事迹见不出能使人满足的那种宏伟,诗就虚构出一些较伟大、较富于英雄气概的行动和事迹。”(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作为民间文学的英雄史诗代代口耳相传,为众人“虚构”、加工创造就更必要、更突出。古代纳西人用他们特有的善恶观和原始英雄史观来衡量一切人和事,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在飞驰的想象中将原始神话观,对于世界宇宙的哲学思考(如前所述)融入这种精神创造的过程中,把东部落及其米利东主作为光明、正义的一方而热情歌颂之;将术部落及其米利术主作为黑暗、邪恶的一方而极力鞭挞之。作品集中塑造了米利东主这一英雄形象(或神格形象),在他身上凝聚着英雄时代的特征,觉醒的民族意识使他具有造福子孙、创立民族伟业的政治理想。为了扩大地域和财产、达到建功立业的政治目的,利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手段去奋斗、去夺取,不仅将术部落彻底荡平,并且“把米利术主的心也挖了、肝也挖了,肺也挖了,胆也挖了,脾也挖了,用术主的头颅为胜利神烧天香,用术主的血为胜利神解秽气,用术主的骨作胜利神的号角,用术主的皮作优玛护法神的垫褥。”在“黑”与“白”、“善”与“恶”的大搏斗中表现了米利东主刚烈如火、正直勇猛、崇尚武功、渴望建立英雄业绩的品性和奋斗精神。无论他身上所具有的本性是残忍也罢、善良也罢、刚毅也罢,暴戾也罢统统都是美德,只要他具有一切征服世界的力量,只要是为部落集体利益,哪怕是吃人肉、喝人血、啃人骨、将术部落夷为平地等等,全都是合情合理的。在力崇拜的英雄时代,谁有力量谁就是时代的骄子,人类的青年时代就是如此充满着活力又充满着血与火的时代。所以米利东主身上文明社会萌发着的道德与野蛮社会遗留下的野蛮性都统统值得讴歌,这就是原始英雄史观的具体写照。米利东主就是按这样的英雄史观、价值观塑造的英雄形象。他虽不是历史人物,但纳西族在形成统一民族的过程中确曾出现过许多先驱者,他身上同样闪烁着先驱者的崇高精神,折射着历史英雄的身影,他的追求和理想同样代表着这个民族的希望和奋斗精神。古代纳西人不仅将自己的偶像置于历史的长河,还将他推上神的圣殿。宗教信仰是英雄时代古纳西族社会的精神支柱,对自己的英雄祖先必然涂上神的奇异色彩,将其神格化。在原始神话思维和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里把他夸张,渲染得如此不同凡响,他是天神之子,出身不凡,神武超人,大智大勇,天上人间,仙界俗地纵横驰骋,具有神明一般无所不备的力量和美德,他是至善至美的完人。在私有观念勃发的英雄时代,米利东主及其东部落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私有财产,白天白地、白牛羊以及天神赐予的居那若罗神山、含英巴达神树、米利达吉神海等都是关系部落存亡的私有财产,恶魔米利术主砍伐神树,侵犯东部落、偷盗白日月,米利东主及东部落成员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而奋力拼搏,便发生一场“黑”与“白”两个部落的大战,私有观念是导致这场战争和构成作品主题思想的基本观念,这是作品现实生活的影射,只不过将其神话化罢了。故作品具有纳西族古代现实生活的风貌,又有奇幻的神话色彩;米利东主这一典型形象既富有神的本质,又富有人的智慧和情感,他是原始英雄史观与英雄时代道德规范相化合成的半人半神的艺术形象;他既是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民族历史造就的豪杰,又是为日月而战的神界英雄,是幻想世界中的拜神主义和现实世界中的人文主义对立统一的产物,是人神合一的历史巨人。这一艺术形象具体地表现着作品为日月而战的光辉主题思想。
    以上诸因素便是纳西族著名英雄史诗《黑白战争》主题思想形成的基础。总括而言,就是远古的神话思维,古朴原始的哲学观念、社会现实生活都是作品主题思想形成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唯其如此才使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也才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陈烈:云南省文艺家联合会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02期,第75~7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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