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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盘大定对于全真道教的兴趣，与他对传统道教的“迷信”认定是相互相成的。在《古贤的踪迹》的多篇调查报告中，他描述在河南、山西、江苏等地接触乡村道教“迷信”风俗的亲身经验，同时也多次表达“全真道教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排斥自古以来附随着道教的不死升仙的迷信”的观点。[29]这种倾向也体现在他对于北京白云观和东岳庙的不同描述中。东岳庙七十二司的神神鬼鬼们在其眼中代表了传统道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取媚。对于“白云观属皇帝管，东岳庙属天师管”这句出自东岳庙道士口中之语，常盘氏再三玩味此话所蕴含的“国家与宗教的对立、人间与天界的对立”意味，认为白云观是元朝皇室保护之下成立的皇室象征，而东岳庙是在天师之力以及民众的低级的迷信之上成立的，两个道观，存在着两种宗教体系的对立。[30] 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阅读《道藏》时，常盘大定对全真教的初步想法之一，是认为全真道教的突出功绩乃在“开雕道藏”。因此到达全真祖庭的白云观时，他留心打听密封的道藏存佚情况。1920年10月第一次访问白云观，他向观中道士请求登上藏经阁，但被拒绝。后来常盘大定打听到当时中国仅存的两部《道藏》，分别藏于北京和上海两家白云观，于是1921年第二回中国调查时，一进上海白云观便直奔道藏而去。可是他在观内向遇到的多名道士打听，皆不知《道藏》是什么经书，直至找到守卫藏经阁的道士，才知道《道藏》确实珍藏于此，但“若无上海某氏的介绍，不得出示经书”，常盘氏只能在观外匆匆拍摄照片便离去。两次寻访道藏真迹皆不遂愿，常盘大定甚为遗憾，直言若有机会可以将上海白云观搜藏的“民封”《道藏》与北京白云观的“敕封”《道藏》作一比较，定可大大促进道教经典之认知。[31] 1921年第三度访问北京白云观，得知观内居住着不少年长老道士，可惜时间不允许停留访问，常盘大定遂发出心愿，若有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在白云观游历，访问老道士，定能获益良多。[32]吸取常盘氏访道藏与口头访谈皆不成功的经验教训，1931年9月小柳司气太人还未到白云观，先通过日本驻北京文化事业部官员买通了方丈陈明霖，此后的调查便一路畅通无阻。[33]常盘大定的学生吉冈义丰进入白云观这块“田野”的方法更为彻底，类似于今天人类学者常用的“参与观察法”，他留学北京期间常身着道袍，住在白云观中，亲自体验道士生活。[34]1931年以后日本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兴亚院等文化特务机关所进行的中国寺观调查，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常盘大定1920年代中国寺观调查方法。 应当看到，192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尚无成熟的宗教学研究队伍，而当时日本佛教已经形成了成型的研究队伍，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料研究方法，他们在佛道论争、造像、仪礼等方面势必涉及研究道教，于是便有了1920年代常盘大定的中国寺观实地调查。几次的中国实地踏查，令这位享有盛名的佛教研究者略略涉及全真道教史与道观生态，并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常盘大定“从佛道关系史带出来的道教研究”，构成了日本现代道教研究的知识出发点，也影响了吉冈义丰、洼德忠、道端良秀等一批从佛教转入道教研究的战后一代。 具体到北京白云观这个特定田野对象，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道观的实地调查研究是一场学术接力，从常盘大定到小柳司气太、吉冈义丰以及洼德忠，1980年代之后更有蜂屋邦夫、奈良行博等。如果将20世纪日本学者的中国道观田野调查，对照以欧洲传教士和学者们的中国旅行记，或许可以拼接出20世纪中国道观的生态史。 注释： [1]小柳氏在1931年8月19日-10月5日展开白云观调查，此次搜集资料后来结集为《白云观志》。此次调查之始末，见小柳司气太1932年12月提交給派遣机构东方文化学院《小柳研究员调查报告讲演：白云观の研究》，《东方学报》(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年第3号，第362-372页。此报告又以《白云观调查报告》之名，作为附录收入《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年)，第357-388页。 [2]吉冈义丰：《道教の实态》，北京：兴亚宗教协会，1941年。此调查报告出版时未具作者名，后被收入《吉冈义丰著作集·别卷》(东京：五月书房，1990年)，第1-361页。吉冈义丰又将北京白云观的专门调查结集成《白云观の道教》(东方民俗丛书之二)，北京：新民印书馆，1945年。 [3]洼德忠：《北京白云观の现况について》，《支那佛教史学》第7号之1-3期(1944年)。此调查报告后收入洼德忠：《道教と佛教》(东京：第一书房，1998年)，第273-302页。 [4] 1929年，日本外务省以中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成立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主要由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学者担任所员。东京研究所的首任主任是著名汉学家服部宇之吉，本文涉及的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洼德忠等日本学者在战前及战争年代，均以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的身份获得外务省资助，展开中国宗教的实地调查。1948年，东方文化学院被废止，东京研究所合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5]福井康顺：《支那寺观の现状に就て》，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35年8月印刷。 [6]常盘大定：《古贤の迹へ》，东京：金尾文渊堂，1921年。此为1920年第一回中国调查的报告。 [7]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东京：金尾文渊堂，1923年。此为1921-22年第二回、第三回中国调查的总报告。 [8]常盘大定：《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东京：东洋文库，1930年。 [9]洼徳忠：《道教研究五十年》，《中国道教》1991年第4期，第41页。 [10]《吉冈义丰博士略年谱》，《吉冈博士还历记念：道教研究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年)第6页。另参朱越利《吉冈义丰与道教研究及中日关系》，《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 [11]中国学界的日本道教研究学术史研究论述，就笔者眼力所及，唯葛兆光在《当代日本的中国道教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2期第86页注释提到的一句话：“常盘大定到中国考察佛教遗迹, 顺便就把白云观、东岳庙当做考察点, 见《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 [12]常盘大定：《续古贤の迹へ》，《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記》(东京：龙吟社，1938年)，第337页。 [13]日本宫内厅所藏《正统道藏》现存4115卷，其中杂有万历版抄本补卷。它原为九州岛的一小藩藩主于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购进，后献给江户幕府，明治维新后归宫内省(即今宫内厅)收藏。 [14]武内义雄(1886-1966)当时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旅居北京，1926年出版《老子原始》(京都：弘文堂书房)，以治中国思想史而闻名。武内氏曾撰《访古碑记》详述他陪同常盘大定在易州、房山等地的实地调查经历，《武内义雄全集》(东京：角川书店，1989年)，第181-218页。 [15] 神谷衡平，京都大学毕业生，战后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