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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说到电影，联想到现在大力提倡的文化产业。现在我们对文化产业的政策可谓优厚，可是，用发展种植业来做比方：有了农田，水利设施也完善，气候也适宜，然而发展种植业最重要的还是种子。不论种小麦水稻高粱玉米，关键的是要有优良品种。把文化作为一门产业，生产出的产品要在全国全世界销售，不言而喻，先决条件是你的文化要“优良”，你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理念、价值观和信仰要有世界性的吸引力。你有独树一帜的文化，经过艺术的提炼加工成为商品，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你的文化越独特，有超强的吸引力，你占有的市场份额就越大。种子，即文化本身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即使艺术提炼得再精致，加工得再精细，也调动不起文化消费者的多次消费慾。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重构文化，要按照列宁说的“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重新整理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全人类创造积累的文化成果。我常说，世界上最低俗的东西在美国，最高尚的东西也在美国；最邪恶的东西在美国，最高雅的东西也在美国。美国人是广收博纳、来者不拒的。而我们不论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都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不良文化如病菌般传染了我们的机体。能防微杜渐、“择优录取”当然最好，但这是理想状态，真正做到很不可能，倒可能适得其反：“好”的东西学不来“坏”的东西不学自会。然而，这又是我们过渡时期主流文化心态，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摆脱“姓资姓社”的思辩方式，还不能生成与“大国”相匹配的宽广胸怀。更大的难点还在于：长达10年的“文革”形成了文化断层，不说“文革”其它祸害，至少造成中国在10年间中断了大学教育。这点，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激烈的战争或严酷的革命时期都未曾停办过教育，只有中国创造了这个劣迹，直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的1977年才开始大学招生。同时期，中国的文化精英全部被迫放弃学术研究，不是下乡劳改就是单位管制，生命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遑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了。刚刚有位先生称我为“大师”，真叫我无地自容。中国的大师已经绝迹了！现在我们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重大成果的技术专家，却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文化大师。我们身处于这个断层中，能把五四时期那种文化力量重新拾回来就很不错了。 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软实力”并不“软”。你必须具备有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置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你的文化产品在世界面前才能“硬”得起来。 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还是充满信心的。大势所趋，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已初步启动，政治文化生态已逐渐改善，人们的自由度空前扩大，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已出现了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已具备了产生文化大师的土壤。历史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是由精英分子带领的，我料想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仅是一批、而是各个文化领域都有大量的精英涌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