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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笔者尝试以在东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泉州继成堂洪潮和通书(已有二百余年历史，被称为择日南派)为例，以期管窥通书的流传与近世风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降，“术数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祸福，不无矛盾。而一二克择者流，又泥无稽之神煞，愚庸众之听闻，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学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间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协纪辨方》暨《数理精蕴》诸编，集古今之大成”，[13]试图破尽世俗术家选择附会不经拘忌鲜当之说，使阅览者咸得晓然于趋吉避凶之道。虽然《钦定协纪辨方书》等皇历一直为后世选择堪舆家奉为圭臬，“然其书颁行虽久，或则闻之而弗及见，或则习焉而不能察，无怪乎克择之家，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也”，[14]因此，福建民间各种通书其实大行其道。洪氏的继成堂通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 关于洪潮和其人其书，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洪潮和，字符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15]洪氏姻亲吴焕彩《<继成堂趋避通书>序》则称：“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温陵，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鉴也。”[16]吴氏之序作于嘉庆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开始编撰《趋避通书》的，随后在泉州发行。[17] 从现存的洪氏通书记载来看，嘉庆至道光年间，长房洪彬海(学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继承父业，主要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张继成堂择日馆，选造日用通书。据笔者访谈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业，其后裔亦有回泉城择日为生者，但并未成气候。泉州继成堂基本是由长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应奎——洪翥鹍、洪再畴、洪焜耀、洪鹍腾、洪翥罴、洪翥鸑、洪翥鹤)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銮声——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国年间，长房和三房因利益关系发生矛盾，[18]洪应奎及其数子在民国15年后就迁至泉州金鱼巷开业。洪应奎之长子洪翥鹍后来又迁至厦门中山公园西路钟楼边嘉禾药房内开业。在民国38年前，长房和三房皆声称代表洪潮和继成堂择日正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择日业被视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长房及三房后裔基本荒芜了祖传术业，亦很少以此谋生。今泉州城内继承洪氏长房通书业较有名者，则是洪氏来孙洪英林所授生李丰成(宁德人)，编有《李丰成大通书》刊行于市，并已自觉地借助科技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产业”(如通过电子网络)。[19] 自继成堂择日馆开张后，其发售的通书、春牛图在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致发行不久就有窥利盗版者。如笔者所见民国初年度三房继成堂通书残本，[20]就录有一则道光七年(1827)六月晋江县发布的示禁文，谓“嘉庆十年十一年间，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内聚文楼等书店假冒翻刻……混造发往各处散卖，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谋漳州城内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其书皮及每帙中线刊列刻‘继成堂洪潮和长□□□□造’假冒字号，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氏通书在泉州、漳州、台湾都有较强势的市场需求。民国4年12月，晋江县知事应长房洪应奎之要求示谕民众，谓洪应奎所造历书与奉颁官历推算相符，“流传至今二百余年，所有推造民间日用历书分秒必究，未尝丝毫坊舛错”，而民间其它通书有关民国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误，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误会”。[21]洪应奎亦自称：“本馆历来推算月份节气未尝舛错，政府在案与保护之告示盈箱满箧。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兹检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于卷首，俾知本馆历书是有根据之著作物也。”[22]民国15年，晋江县知事也应三房洪銮声、洪永言之请出布告，称三房发行的通书及春牛图推算与宪书吻合，倘有“奸徒无耻假冒翻印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定当严究不贷。[23]这些足见洪氏各房通书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还将洪氏通书当成是避邪去煞的圣物。如马巷洪厝及临近乡村建厝举行上梁、点梁、安屋仪式时，必备之物包括通书一本。[24] 据民国初年继成堂三房刊发的函授招生广告称：该馆开馆后薪火相传已有七代，“雅慕虚名来馆参学，接踵而至”，[25]此并非虚言。这些早年来馆参学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参校门人”当中。[26]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由于交通及邮电业不甚发达，该馆主要以面授的形式传授选择和堪舆知识，但每年的参学人数并不固定。有鉴于“外地诸君或因路途窎远，或以山水迨遥，川资旅费虚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诸多不便”等因素，继成堂于宣统二年始设函授科。民国初年三房的广告曰：该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学制一年，学费每月捌圆。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毕业，学费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个月毕业，学费二百元。[27]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设择日馆，更设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择日科，年限一年，“完全毕业后，除给予毕业证书外，加给‘国粹哲学士’此荣誉称号”。[28]按继成堂定例，该堂毕业生员可随地开设日馆，并将尊名逐年列在该堂年度通书页内。继成堂堪称是闽南民间择日师及堪舆师的速成培训基地。其参校门人则是闽台民间社会风水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关于洪氏通书在东南一带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现存一些版本的“参校门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庆二十一年度(1816)通书所隶参校门人62位，其中57人籍属福建，泉州府24人，兴化府24人，永春州4人，福州府4人，延平府1人，浙江温州府4人，台湾鹿港1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房参校门人累计达229位(嘉庆二十一年参校门人名单几乎全部收入)，浙江增为7位，台湾地区增至21位，漳州府出现5位。[29]民国19年度三房通书的参校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累计列入的达142人，浙江有14人，余为福建各地人。而长房洪应奎迁至金鱼巷开业后，起初改自家通书累计门人的惯例，声明“本馆门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将远代与无新式证书者，概行删去。若要登载尊名，须向本馆注册给证，方可照例登载。即请注意为荷”。[30]如长房民国16年度通书所录的“传授普通门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人，台湾13人，浙江绍兴2人，南洋1人。长房民国17年度通书所录门人新增19人(亦列入民国16年度的30人)，其中台湾新增7人。民国27年度厦门长房来孙洪煮鹍的参校门人累计达198人(包括民国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中的49人)，其中台湾属泉厦长房门下的达57人，福建各地占一半多，浙江有近20位，广东、上海、江苏、江西、南洋等地亦零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继成堂的参校门人及其弟子在东南各省及东南亚等地自立了许多门户，影响甚为深远。 在福建各县的民间书摊上，至今常能看到印有洪潮和通书字样的小册子，大抵属洪氏派下的各类参校门人所作。如今分别在浙江苍南和福建闽东福鼎设星华堂的董珍辉，自称是“洪潮和亲传洪观清门人白益三、赵遇卿同授”，属“洪潮和长房派”(洪观清系洪应奎的门人)。其所编的年度通书——《阴阳日表趋避通书》，在闽东及浙南一带具有一定的销售量。该通书的基础内容，基本袭自早期的继成堂通书。[31]乾嘉以降，大批泉州人移居台湾，泉台交流密切，来继成堂祖馆参学的台湾人氏自然也较多。日据时期，日本当局为了使台湾文化“脱中国化”，曾禁止大陆的各类通书入台。然而在继成堂祖馆(包括长房和三房)及各门人分馆的推动下，单是祖馆通书在台发行量就相当大，据说最全盛期可达十万册，而祖馆也一直有“专售台湾”的版本。[32]各分馆自行编著的发售量更为可观。据黄一农考察，当今台湾出版的通书有三分之二源自继成堂各房派。[33]洪氏前辈也多次到台湾传授历法。台湾富有民族情感的汉人，更是将通书当作是维护传统汉文化的利器，如鹿港诗人林朝松在民国初年写的咏《旧日历》诗中，就有“留与子孙知汉腊”之句。汉腊，指的主要是洪潮和通书。[34]此外，一些源于继成堂的台湾选择家更是常登报作广告以招揽门徒或授书。如《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历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十日号载：“艋舺益庆堂之择日，夙有声誉。其家学渊源，则自施可斯氏递授至其曾孙施定川氏。定川更潜心研究，又躬造泉州洪潮和派下应登之处，执弟子礼。近已返梓，在龙山寺町重整旧业。艋舺近来青年有志留学于内地渐多，故如日家亦受其刺戟，不肯以故固自步也。”[35]施定川名字就列入民国16年、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的“传授普通门人”名单之中。可以说，清以来闽台基层民众通过继成堂的门人及通书，既接受一些常识性的风水知识，亦加深了对风水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