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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萨满传》的作者德克登克在精心编织他的故事时运用了重要的传统活动。尽管这些构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但他仍从汉族文学中吸取了许多成分加以润色修饰。例如，作品在描写故事中人物之一色尔古代的容貌时，作者用潘安作了比喻，潘安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刻划的美男子形象。同样，作品在形容萨满的歌声时用了《阳春》作比喻，《阳春》是中国古典雅乐的代表作。当然，《尼山萨满传》不是公开出版的作品，它的语言运用上就表现了较强的方言色彩，好象是从口头文学汲取的，但许多例子也表明它的许多词是从清代满族官方作品中获取的。 《尼山萨满传》的语言 虽然，《尼山萨满传》用的是满语，但它用的不是规范或标准的文字，而是用的不常见的手写草体。这样，由于一些满文专家不熟悉这种独特的字体便产生了许多误读。 现在，中外已有不少人在学习满文，他们的作品也多是以标准而规范的满文来书写的，并以此整理清代的官方文献，这种规范的文字也叫印刷体，虽有细微的变化，但每个独立的字母还可辨认。所以，象单词“jiyun”、“saka”、“fuka”、“tongki”或＂doroni uncehen”很清楚也很容易辨认。可满族人不仅仅只是用这种字体写作，还有其他两种文字形式，一种我们可以称为非规范字体叫“吉达拉和根”（gidara hergen），另一种即是手写狂草体叫“拉西比来和根”（lasibire hergen），这部书中，这两种字体都用了，因而对读解原作产生了很多困难，加上这些特殊的书写文体，作品本身也就制约了阅读。 《尼山萨满传》就是以著名的手写体“吉达拉和根”写就的。因而，那些对这种文体缺乏实践和训练的现代学者们在研究时便遇上了许多困难，例如，“o”和“u”及“a”和“i”，人们往往会产生混淆。因为在手写体中，这些字母是相似的。《尼山萨满传》独特文体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元音常被省略，如，alimimbi一般被写成almimbi，tiyeliyembi被写作tiyelimbi，为了清楚地弄懂这些特殊文字，许多学者不得不借助广泛而丰富的注释。例如，宗伯昆（Song Back-un）用了322个注脚，玛格丽特·劳瓦克（Margaret Nowak）和斯蒂芬·杜兰特（Stephen Durrant）用了255个注脚去他们各自的译作，如果这三种不同的满文书写体都能让人清晰辨认，而且作品中的方言获得重视，这些脚注大部分都可省略了。 不仅是由于特殊的文体产生了不少困难，《尼山萨满传》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还产生了另外一些困难，这就是满语方言的经常使用。由于满族大部分方言是鲜为人知的，而且在规范文体的作品中也见不到，所以，这种情况下误读就使得作品的内容也得以误解。就象词组aculan giyahun在句子coohai ayura beri niru jergi be belhe.cacari boo be,sejen de tebu,aculan giyahun……中，虽然它是以方言的形式被使用的，但在清代满文辞典中找不到这个单词。虽然，这个词在康熙年间编的《大清全书》里有所提及，但那个时代的汉文翻译者们并没能给它下个定义。艾里奇·赫尔（Erich Hauer）在《德满辞典》中试图将词语anculan giyahun解释成与文提及的词语ancun guwara一样的意思。他将ancun gunara定义为“猛虎”，而在乾隆年间出版的Han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teku bithe中，词组ancun guwara被定义为“凶鹰”成“鹰”。词组ancun guwara和anculan giyahun意思不同，aculan也不必修正。上文提及的一只鹰就是一种口语形式，意义已被扩大。象书中这个丰富词义的例子和其他许多在研究中有困难的词组在规范的参考书中也没有发现过。 结论 上述各节是对《尼山萨满传》研究产生的一些特殊困难作了简单介绍。当然很清楚，这本书是一部文学作品，由手写体写就，并借用了满语中大量方言。至于其内容，它所依据的故事情节，既有满族萨满文化成果，也从汉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元素。《尼山萨满传》为人们了解满族民间信仰和行教行为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而且成为满语方言研究的基础。我希望通过对这部特殊的满族文学作品的背景和结构的简单介绍，再一次掀起人们对满族文学——这个新领域进行研究的兴趣。 [译者附记]本文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国立政治大学”满文教授李学智先生参加德国帕曼伦特国际阿尔泰语第27届年会提交的论文，译者从李教授来长春与满族学者石光伟先生进行学术交流中获得此文，原文系英文，译者现将之译出，以飨读者。 原文见于《满族研究》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