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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观念沙龙】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 《山海经》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一旦打开，就难以将其闭合。它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而且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缺乏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两千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当年最纯真的读者。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 在两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晚期，我们约略看见了它的作者—一位年迈的巫师，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越过莎草纸、羊皮书、竹简和丝帛的缝隙，他像炼金师一样在狂喜地工作，采集那些破碎的事像，按东南西北及其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犹如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他被文本里的各种“幻象”所包围，脸上露出了狂喜而忧虑的表情。他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 经过秦始皇于公元前213至212年的大规模焚书，最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被西汉儒学家“意外地”发现，并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成为唯一能够跟儒家典籍并置的“异端邪说”，甚至以一种不和谐的面貌，介入儒学家改造历史真相的运动。 《山海经》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为什么能够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并记录了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为什么它既有对澳大利亚袋鼠“夔”和笑鸟“……”的表述，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把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传播给一个在远东崛起的民族?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而叙事驳杂，风格斑斓，本土和异族的意识形态，并置于东亚的广阔空间，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的梳理。这是早期神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王国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纷乱的状态，无疑是开发性社会结构的表征，但它也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在战国晚期，也即轴心时代晚期，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企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镜像，构筑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由此构筑民族国家的权力轴心。纷乱的帝王世系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形成单一的历时性轴心，而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长和运转，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内核。 汉代儒生集团是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 战国是汉民族进入自觉的转折点。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的秦汉两朝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在一个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普遍价值观的支配下，历史叙事开始苏醒，一些重要的史书开始出现，而重构统一的上古帝王世系表，成为历史叙事的首要题材。在这样的诉求下，《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它们利用各种神话传说资源，煞有介事地编织了一个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大肆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汉儒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 尽管顾颉刚的这一观点在断代上有所失误，却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它们并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翦灭楚国王室的汉王朝，而是汉代儒生集团。这个集团经过秦代的挫败，指望在新时代获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策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在开国大典之后，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董仲舒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的个人努力，令西汉朝廷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的国家主义程序。而后，经过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公元前51年)和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公元79年)，最终形成官方儒学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显示帝国权力对思想的完美征服。 但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帝国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则获得了知识的最高话语权。文化权力的获取，导致儒家可以放手一搏，以注释、改写、伪造(分为在真本中插入伪造的句段之局部造伪，和整本典籍的伪造)等手法，借此篡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等，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长达两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两代，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则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老庄之士和方士。后者最终合流成为道士集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