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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系文物造伪源头 晚清学者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指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则是刘歆窜改的产物。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顾颉刚也宣称，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 但经籍造伪和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作伪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呼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 这两种观点在民国年间爆发激战，始终没有和解的迹象。但无论如何，造伪终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汉代造伪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是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加以装订，一般很难被识破。篡改者只要雇用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加入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文本的开放性，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词语，在该书其它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儒家偷塞私货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识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山海经·五藏山经·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正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所载史实，被后世证明有大量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蓄意的编造。司马氏的“篡改”，是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用神话材料去编织史实，如“黄帝本纪”之类，反而无人诘问。太史官的主流地位，捍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公正和煞有介事的气息。 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热爱历史，正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把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 以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 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士一种，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所不同的是，后者从不伪造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造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的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被视为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障碍。另一更为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本朝，上古神话只是三种人关切的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和季羡林等，但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所谓“国学”的核心层级。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林匹亚神学做出必要的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 而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附庸性现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篡改，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湮灭的终局。而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