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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各府州县城的刘猛将军庙多是其被列入国家祀典之后建立的，这样全省基本上建立起刘猛将军庙系统，从现有资料来看，却存在不少问题。其一，一些州县并非是敕谕发布后立即建立，而是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才建立的。还有一些州县的庙宇建置时间不明，这些为何在雍正二年后并不立即建庙？难道地方官无视国家祀典之存在吗？或者说他们遇到了某种阻碍？其二，一些州县未设专祠，临朐刘猛将军庙“向无专祠，皆附祀他庙，初附郭公祠，继附八蜡庙，后附万寿寺”[17]。平原“奉行虽久，迄无专祠”[18]。作为国家正神的刘猛将军竟附祀他庙！其三，祭祀时间不一。官方规定省府州县春秋仲月致祭[19]，平原县致祭则在冬至后第三个戊日[20]。其四，祭祀神主不一，前已述及山东所祀刘猛将军，以刘宰、刘锜、刘承忠为主，其中又以经过官方化和儒家化的刘承忠最为盛行。有的庙宇有塑像，有的则为木主，由于神主不一，其灵显圣迹及民间传说就不一致，这也会影响该信仰的生命力。其五，近代以来，齐东、沾化、阳信、博山、定陶、德平、东平、福山、阳谷、范县、莱阳、牟平、掖县、高密、广饶等县刘猛将军庙或湮或废，悬在刘猛将军上面的国家所给予的光荣难道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刘猛将军庙的驱蝗功能难道不令山东民众动心吗？ 其实山东是蝗虫发生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蝗灾于农业生产影响甚巨。元至元十九年(1282)，华北地区六十余处发生蝗灾，遮天蔽日，人马为之所阻，草木俱尽，最终发生人相食的惨剧[22]。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曾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地，湖漅广衍，旱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22]（《除蝗录》）。徐光启科学地指出了蝗灾的集中发生地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进一步指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最为集中，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其发生频率又以鲁西北东昌府一带最高[23]。正是由于蝗虫严重危害农业生产，自从唐代姚崇首开捕治以来，历代农学家和地方官员，积极研究蝗虫的生活规律，总结捕蝗方法，印刷小册子或发布告示向民间推广（注：民国《茌平县志》、乾隆《馆陶县志》、民国《莘县志》、民国《武城县志》、民国《夏津县志续编》载有相关捕蝗文字。），这些都有利于防蝗治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蝗灾的防治经常是缺乏成效的（注：参见宣统《山东通志》卷三通记所载宣统元年(1909)之前相关蝗灾记录。），于是民众便对蝗虫由畏生敬，对之膜拜；或寄希望于神灵，所以驱蝗神的产生与传播是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山东作为蝗灾的重要发生地之一，驱蝗神的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前所述刘猛将军信仰在山东的一些情况，刘猛将军在山东的传播中遇到的无形的阻碍，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和山东还存在其他驱蝗神信仰相关。 (原载《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