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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战故事 征战杀伐是英雄一生事迹的核心，在众多英雄故事中，征战故事居于核心地位，占据主要篇幅。主角英雄欲成就功名事业，往往要经历众多磨难。其周边人物设置，基本上分为对立的两类：一类为帮助英雄难的一方，在故事中常表现为英雄的结义兄弟、朝廷中的忠良之臣等;一类为阻碍英雄的一方，常表现为朝廷中的奸臣。征战故事类型的亚型相应地分为帮助型故事和阻碍型故事：帮助型故事亚型包括“得到奇物”、“得到助手”等;阻碍型故事亚型包括“忠奸对立”等。 “得到奇物”故事类型在英雄传奇故事中有诸多表现形式。正如研究民间英雄史诗的学者认为，“英雄的神马、神奇的武器”是英雄史诗的常见母题，得到神奇的器物往往是征战故事的前奏。在《说岳全传》中，岳飞在成就功名之前，经历数次奇遇得到了神奇的器物，如沥泉神枪、周三畏所赠湛卢宝剑、岳父所赠北地宝马。其得到沥泉神枪的过程颇为传奇，在与巨蛇争斗过程中，巨蛇化为沥泉神枪。这种神异化的笔法赋予沥泉神枪无尽的威力，初次亮相便以“枪挑小梁王”使岳飞声震天下，后又伴随岳飞征战成为对敌制胜的法宝。《杨家府演义》中，大破天门阵之前，十四岁的杨宗保夜晚迷路，误入庙宇，偶遇擎天圣母娘娘，食得红桃、肉馒头，得授兵书，即颖悟异常，“洞彻无遗”，破辽国所设七十二座天门阵。《说唐演义后传》中，薛仁贵借宿樊员外家，获得樊哙曾用过的二百斤重古戟;后随大军征辽，孤身探地穴，无意中食得三架面食，便有一龙二虎九牛之力;得九天玄女五件宝物白虎鞭、震天弓、穿云箭、水火袍、无字天书。这些神异之物给英雄赋予了神力和传奇色彩。而某些获得异物的过程，颇具神怪特色、奇幻风格。薛仁贵探地穴得到奇物的叙述，虽然受到《水浒传》中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故事的影响，但也体现了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九天玄天信仰，即认为其具有“司掌军事、传授兵法的专门职能”。[9]英雄得到白虎鞭、由神蟒变化而成的神枪，则体现了动物崇拜的民间观念。 “得到助手”是英雄传奇故事中的常见故事模式，而富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则为英雄的结义。在《说岳全传》中，少年时期岳飞从学周侗之时，就与王贵、张显、汤怀结义为兄弟，后又收复强盗牛皋，彼此结为兄弟。每次收复新的战将，岳飞皆与之结义，如施全、吉青、赵云、周青、梁兴、耿明初、耿明达、余化龙、何元庆等。甚而在第四回开头，专门以一篇古风《结交行》开头。流风所及，岳云、岳雷与众位小英雄结拜为兄弟，岳夫人、梁夫人、柴娘娘等女流之辈也互相结拜为干姐妹。在《说唐演义后传》中，薛仁贵未发达之前，与周青结义为兄弟，后收复强盗李庆红、姜兴霸、姜兴本，皆与之结义。英雄传奇故事中英雄结义行为，或受《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的影响，但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英雄传奇故事的文化心态。相比起文人叙事注重儒家伦理道德“忠”、“孝”等，民间叙事更注重“义”，强调江湖义气、互相依靠、互相救助。[10]英雄传奇中结义情节模式，颇能体现重“义”的民间观念与民间风格。 阻碍型故事类型在英雄传奇中主要为“忠奸对立”。英雄的对立面，在外为异族敌人，在内为奸臣。与英雄获得助手与朝内忠臣支持相伴始终的是，他们总是要面对奸臣的阴谋诡计百般阻挠。在《杨家府演义》中，杨家不断遭到奸臣迫害，故事沿着“奸臣作梗—英雄受难—奸臣被除”的模式循环演绎。最先出场加害杨家的奸臣为潘仁美。潘仁美唆使宋太宗赴宋辽边境昊天寺游玩，遭辽兵围困，杨继业父子拼死救主，几遭灭门惨祸。潘仁美被六郎杀后，新的奸臣出场，即化名王钦的辽国奸细贺驴儿。《杨家府演义》以杨家、八王为代表的忠臣与以潘仁美、王钦、谢金吾为代表的奸臣对立;《说岳全传》以岳飞、宗泽为代表的忠臣与以张邦昌、秦桧为代表的奸臣对立;《说唐演义三传》以薛仁贵为代表的忠臣与以张士贵代表的奸臣对立。这些忠奸间对立体现了民众将国家政治二元化的朴素观念。而激烈冲突的解决往往仰赖皇帝的决断，在最后关头，斩杀奸臣，使英雄沉冤昭雪、功绩彰显。这种故事叙述中简单明了的政治斗争与现实生活中复杂变动的政治纠葛有相当的距离，体现了民间类型化叙事中简单化的一面。 (三)婚姻故事 中国古代长篇叙事作品经常采用两条主线相偕的结构方式，典型如明清传奇中一生一旦交替叙事的双线结构。这种隐在的叙事方式在英雄传奇作品中亦有体现，其主要体现方式即在激烈冲突的征战杀伐主线故事之外，穿插一些男、女英雄之间的婚姻故事，调节叙事节奏，丰富叙事内容，展示英雄世界的多种面相。表现于故事叙述，其主要故事类型即“阵前招亲”。 “阵前招亲”故事类型中最为人乐道的是杨宗保、穆桂英之婚姻奇缘。这类故事中，虽然常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女英雄才色兼擅、在阵战中占得上风擒得男英雄并强迫成亲的故事模式，但在此表层叙述之外，还需要关注故事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在“阵前招亲”故事中，就出身地位而言，男英雄多为将门之后、忠良世家，出身显赫，女英雄多为山野草寇，身世不显，如穆桂英为木阁寨寨主之女，窦锦姑、杜月英于焦山落草，鲍飞云为盗贼之女，樊梨花为西番大将之女，这种庙堂与民间、华夏与夷狄的身份对比彰显了男性的身份优势。而之后在婚姻过程中女性处于主动，男性往往被迫答应婚事的叙述，亦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尊卑之别与华夷之辨，如杨文广被擒后，痛斥窦锦姑：“吾乃堂堂天朝女婿，岂肯与山中野鸟为配乎?宁死不失身于下贱之人!”薛丁山阵战之上辱骂樊梨花：“我正大光明，唐朝大将，岂肯配你番邦淫乱之人，不必妄想。”虽然“阵前招亲”故事中女主角外貌、武艺样样过人，然其与男英雄的成婚过程往往历经波折。较为典型的是薛丁山与樊梨花间“三擒三纵”、“三休三请”的曲折婚姻故事。樊梨花误杀父兄，忍辱负重，数次于危难之中救薛丁山，薛丁山却以误杀父兄、收义子之名三次休弃樊梨花，斥其为不忠不孝不节之人。这种从伦理道义角度的苛责亦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体现。而最终二人婚事仰赖皇帝与众人促成，促成婚姻的理由则是“若破番兵，非寒江关樊梨花不可”。这种现实的功利的婚姻目的在“阵前招亲”故事中屡见不鲜。与穆桂英、窦锦姑、窦仙童等人见到男英雄“表表威仪，面如傅粉，唇如涂朱”而生婚姻之念不同，男英雄在婚姻过程中往往是百般不情愿，无奈之中被迫成亲，而其理由则往往是对国家战事有利。如大战天门阵之际，六郎应母之请与黄琼女成亲，考虑的是“宋添一羽翼，而辽增一劲敌”;宗保应桂英婚姻之请为求降龙木，“以济国家之急”;薛仁贵等人力劝薛丁山与樊梨花成亲，其目的是“她既然与世子成亲，父兄一齐投降，杀到西番，擒了番王”;等等。这种现实的功利的婚姻目的因有国家利益的幌子而显得光明正大、名正言顺，而女英雄越出常规具有自然野性气息的行为因为嫁入将门而最终被代表正统秩序的男性世界同化。“阵前招亲”这种被动成亲的模式叙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通过对于女英雄的点缀性叙事，体现了男尊女卑、忠孝节义的观念。由此亦可窥见，男尊女卑、忠孝节义等儒家传统观念无论在雅文学还是在俗文学中皆占据主流地位。此外，英雄死亡故事中的“死后冥报”、“后代雪仇”故事类型，亦为英雄传奇故事中的常见故事类型，笔者拟另作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