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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关 键 词】故事；子书；叙事传统；汉代史书；文体衍化 中国古代史书有很多与文学有关的范畴，详细研究它们，对于考察古代文学发生、衍化的轨迹，很有意义。例如“故事”一词，多见于《史记》、《汉书》记载，主要与政治制度有关系。子书中很多“故事”，则是借用以往“旧事”来说理，也具有“故事”的规范意义。再深入考察，这种“故事”还与汉代很多文体的产生有关，尤其是能够体现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一窥全貌。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看，主要“记言”，而“记言”又以“人”为经，以“事”为纬，从而使得全书近似于《晏子春秋》的风格，故事性非常强，具有“小说”的某种特征。例如“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记事与问答风格与《晏子春秋》十分相似。今本最后一节“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答毕宰我之问，又有“孔子曰”，《礼记》则多有此叙事方式[1]。 为了说理的需要，《孔丛子》多引前朝“故事”。这种来源于前朝的“旧事”，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不仅能够增强说话者的说服力，而且能够增强故事性，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由“记言”生发出来的“叙事”体式，是先秦诸子的一种学术惯例。例如《墨子》、《庄子》、《孟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汉代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等文献中，都有大量故事性很强的叙事材料。从诸子撰述的“叙事”角度考虑，先秦两汉的“故事”传统，是诸子撰述时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虽然，“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必然影响到处于其中的诸子著作，进而产生特定的“故事”体例。发展到后世，古典文学诗文中“典故”的产生与流行，就与此有关。 一、“故事”本义及其与后世“小说”之关联 先秦两汉子书中的“故事”，与后世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故事”有所差异，与后来的“典故”也不完全一样。按照汉代史书记载，当时之“故事”，主要解释为“旧事”、“旧业”、“先例”。具体说来，《史记》、《汉书》记载“故事”颇多，然其义有别。总略说来，“故事”之义有三，具体如下。 1.旧事，旧业。先秦时期，“故事”主要含义为“旧事”、“旧业”，如《商君书·垦令》：“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此“故事”皆为“旧业”义。 汉初，“故事”逐渐演变为“旧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述故事”、“长老好故事者”，主要指的是“旧事”，但其中也隐含了“典章制度”的意义，指的是具有真实性的“历史”。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与后世文体意义上的“故事”，相距尚远。 2.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入汉以后，除了“旧事”之义，“故事”主要的意思是“先例”、“典章制度”等，有时候与“旧事”意思极为接近。或指汉代因循已久的定例，如《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锺离生。”或指前代法例，如《史记·三王世家》：“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或指前朝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如《汉书·刘向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为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目的，当朝者也会“自创故事”，以成后世之“法”，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先拜相后封侯”。始于公孙弘，后逐渐成为“定例”，故此处云“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汉代“先例”、“典章制度”之义较多，可知当时此类“故事”，主要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多与先秦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并且主要作为当时人处理政治、文化问题的借鉴而出现的。这些本来不具有“叙事”意义的“故事”，一般指的是一种“传统”、“精神”、“思想”。后来作为“典故”，出现在叙事文学中，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资料。据汉代史书记载，王莽之前，汉人多遵循汉家“故事”。王莽复古，即多遵循周公或其前“故事”，如《汉书·王莽传》多处记载：“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君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 可见，两汉之际，“故事”多被用来指先朝“典章制度”，并且被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种“制度”、“惯例”，不仅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在汉代社会风俗中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条令”或“规范”。这为它们在汉代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它们在文学文本中转换成“典故”创造了条件。 3.具有后世叙事意义上的“故事”。在“旧事”、“先例”意义基础之上，后世文学体裁之义的“故事”，也开始出现，如《史记·滑稽列传》：“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故事”已经具有后世“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含义。证据是据“褚先生”之语，可以推断，这种与后世文体有关的“故事”，体例与题材主要来源于“外家传语”。并且，此“故事”与“滑稽”并列，称为“故事滑稽之语”，证明此时的“故事”有娱乐功能，故“褚先生”方有“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之说。从这里看，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有情节，开端，有发展，也有高潮。这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从“小说”的性质与特征看，此类“故事”亦属“小说”范畴[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小说”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六朝、唐代“传奇”小说的元素。例如《史记·龟策列传》：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此“故事”显然是由旧事、典章制度生发出来，具有“小说”意义的“故事”。其“传奇”色彩又使得此类“故事”具有进一步“衍化”、“发展”的趋势。“龟能行气导引”，说明此“故事”与当时的神仙、导引联系起来了。“龟见梦曰”，显然是后世“传奇”小说写法的渊薮。“杀之后，身死，家不利”，这种“报应”说，可能来自于民间信仰或道家思想。诸如此类，融合了多种元素、多种思想的“故事”，已经与此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旧事”，或具有“传统”性质的“先例”，产生了很大差异，而与后世具有“小说”性质的“故事”意义非常接近。也就是说，汉代此类“故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叙事”色彩。这是“故事”在汉代的一大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