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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十五日”说考 自“四月十八”圣诞确立后，天下碧霞祠庙近至直隶，远至辽东、江南，对此皆遵行不易（史证甚多，此不具举），独独元君信仰的祖庭——东岳泰山，后来却改易为“三月十五”。 关于“三月十五”圣诞日期的最早记录，是民国女作家凌叔华(1904—1990）的《泰山曲阜游记》（《国闻周报》第1卷第41期，1934年版）： 阴历三月十五是娘娘生日，济南府及各处来进香的很多。 相关的记载还有民国十三年（1924）入斗母宫为尼之正品的口述：“（庙内各神的）圣诞节分别是：……碧霞元君三月十五日。”（《五十八年的尼姑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页127，泰安市政协文史委1982年11月版）） 另外傅振伦《重游泰山记》亦言：“时值夏历三月中旬，为泰山庙会之期，善男信女，远道而来朝山进香，相望于途。”（《地学杂志》1931年第四期）所述三月中旬之庙会，亦当为“三月十五”前后的元君香会。 按凌叔华游历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八月，傅振伦游历在民国二十年（1931）四月，当时元君圣诞“三月十五”说已流行于泰山周边地区。则其出现时间更在其前，以理推之，应不迟于清代中晚期。 那么，为何自明代确立的元君圣诞，至清代在泰山一地又出现了变化？其背后似有深层历史原因—— 如前所考，“四月十八”既被纳入清廷祀典，由宫廷侍卫或省府大吏代为进香，其礼仪繁缛，兴师动众，势所难免。《养吉斋丛录》载称进香侍卫沿途“骚扰驿站”，其实“骚扰”更甚的应在泰山——“钦差”到来，沿山自必随处缉查，以防不测：圣诞之日，碧霞祠更当禁绝游人，专候御香。此非出笔者之私心妄测，实有确凿史料可以引据。 清济南人解鉴著《益智录（烟雨楼续聊斋志异）》卷二《宋蕙娘》云： 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某抚宪奉旨登岱祭碧霞元君，至泰安，择日致祭。县尹某立即出示，凡遐迩进香之人，不许是日上山，且使人扫除殿宇，务令清洁。至期，县尹先行，复于大殿大肆陈设毕，始请抚宪拈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50） 清末维新官员陈虬光绪十六年（1890）所作《泰岱吟》七绝组诗之十五（载《陈虬集》（《温州文史资料》第八辑）页380，浙江温州政协文史委1992年版）云： 碧霞祠内祀元君，帝女云云世所闻。 四月封山香客少，残烟飞作岭头云。 根据时人所记，每值官府“封山”而香客禁足。可见无形之中，“四月十八”这一天，已为皇帝所垄断。普通进香庶众无奈望祠兴叹，绝难一奠心香，群体祭祀活动只能另选时日。 按照地方传说：“三月十五”系元君“换袍日”。即这一时段，春夏代序，天气转暖，神仪上之旧帔渐敝，例应换置新袍。信众往往醵资制服，于此日群聚岱祠，行换袍之礼。此俗申来甚久，《明纪》卷二二载：弘治十二年，两宫太后“使使诣泰山进神袍，……刘健等力谏，帝重违两宫意，不听。”红门宫北小碑林民国二十四年（l935）立《济南府西关同社人碑》写换袍事便特笔标出“三月十五”：“民国二十一年，同赴岱顶敬献大匾一块，万民伞一把，袍五身。……又拟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在红门碧霞宫前建醮立石，以志不忘神庥云。”柳芳梧先生《泰安城和城郊社戏传略》详载民国时泰安风俗：“三月十五泰山顶，老奶奶换衣裳，碧霞祠唱社戏一天一晚上。三月十四日城乡、新泰、莱芜、淄博、德州、桑园等地，各路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都到达泰山顶，晚上温台开戏，这时碧霞祠山门内外，钟、鼓楼上，东、西神门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晚上不单唱戏，中间还加上为善男信女死去老人过金桥等迷信活动，做的活灵活现。第二天即十五日，再唱一天戏，并举行给老奶奶换衣裳。”（《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页147，泰安郊区政协文史委1989年12月版）“四月十八”吉日既为官府所占据，信众聚会行香，便更多地选取在“三月十五”这一“换袍日”上。久而久之，便口耳相因，将这一“良辰”传说成了元君圣诞。虽辛亥国变，清廷“四月十八”之礼废止，但“三月十五”在泰山一带却已相沿成习，深入人心，再难更易。 因此窃以为：元君圣诞从“四月十八”到“三月十五”的变化，反映的其实是朝廷与民间对碧霞元君主祀权的争夺，其背后颇有深邃的文化内蕴可资解读。 （原文刊于香港《弘道》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