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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我在《人民政协报》发表过两篇文章，谈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的感受，特别提及日本所藏的大量清末民初的坊间刻本。这些刻本并非只存于日本，事实上国内多家图书馆也不无它们的身影，只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它们的价值未能得到正视，有些早就当成废纸化成了纸浆，或许我们今天翻看的哪本书哪张报纸就有它们的前世今生；或者是被丢弃一角，堆积如山，馆方连编目的兴趣和气力都缺如，因此也就难得进入当代学者的视野。 我不是想我用日本的这类馆藏来揶揄国内的图书馆，不是为了比较中日间的中文图书馆藏。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就像我们不能和日本比日语图书的馆藏一样。甚至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因中文图书馆藏丰富完备而自豪，因为那是我们多达十几亿人每天使用的母语，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积累。倒是日本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用我们的母语书写的书籍，尤其是如此重视那些在国内都不多见的文献，这才令人尊敬。 但是问题并不止于此。好友黄仕忠教授多年来研究在日本的中文藏书，在这一领域的成就独步天下。他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综录》和《日本所藏中国善本戏曲丛刊》介绍和影印了在日本的大量中文戏曲书籍，尤其是那些稀见的著作和版本，其中不乏海内孤本，要说他的研究为戏曲史研究的同行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一点也不夸张。这些日本所藏的中国戏曲文献，是数百年来日本的使者、文人、商人或者还有纯粹的游客等等不同身份的来华人士渐渐带回日本的，日积月累，其中有相当部分，成为私人藏书，近代以来，逐渐捐赠给各大公共图书馆，现在经由仕忠之手，终于为我们所知。他的研究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日本所藏的汉文图书总体上当然不能和中国相比，但是具体到某一领域的图书，尤其是古代汉籍，却未必输于国内各大图书馆。以我所见的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而言，其中的风陵文库所收的戏曲文献，就非常之惊人，更不用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以收藏汉籍闻名的学校。 引起我思考的是另一类与之相关却又相异的现象。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盛情邀请我去浏览他们的馆藏，尤其是与京剧有关的馆藏。我颇有收获，然而坦诚地说，从图书的角度看，说“失望”有些过，要说“不满足”，恐怕无须客套。早大演剧博物馆所藏的文献，大致是三大部分，一部分当然是日本近代以来的演剧资料；第二类是中国演剧资料；第三类是欧美方面的演剧资料。如上所述，早大的演剧博物馆十分关注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戏剧，有关早期京剧的史料，是可以补国内所缺的，因此博物馆也有很好的研究专家，平林宣和教授的京剧研究，视野具有前沿性，放在国内也十分出色。然而，我所说的收获不如预期，恰是在这方面，尤其是当代戏剧史料，针对他们的中国演剧类馆藏的当代部分而言。前面提及的风陵文库固然是早大足以自豪的收藏，但是文库所收的珍贵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古籍。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当下，转到现当代，那就显出了差距，而且是非常之明显的差距。 我不是要在这里抱怨早大演剧博物馆藏书不够精彩，而是想借此做个对比。当代戏剧发展本是我的关注焦点，1949年至今的戏剧发展，丰富复杂变化多端，尤其是许多尘封已久的原始资料，近年陆续浮出水面。我的《新中国戏剧史》发掘和引用的诸多新史料，只是这座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小角，在这些新资料的面前，此前的当代戏剧研究，才显露出了其软肋以及提升的巨大空间。但是以早大演剧博物馆为代表的日本各大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收藏，远远无法重现古籍藏书的辉煌。而图书文献收藏的多寡，恰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学者的学术成就密切相关，在100年前，近代形态的中国文史哲研究之发端，就是直接接受了日本学者影响的结果，中国学者最初开展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时，多少都曾经汲取过日本学者成果的营养，有相当多著作，坦诚地说，半是新著，半是译作。假如不是因为日本有大量汉籍的收藏，日本的中国研究绝无可能有那么高的成就。就戏曲而言，王国维的研究以及他的代表作《宋元戏曲考》之深受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启发，并不是什么奇闻，他的主要研究更是在日本求学期间做出的，所利用的恰是日本所藏的大量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至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所著《中国近世戏剧史》是全面研究中国明清戏剧的第一部力作，中国人自己著的明清戏剧史，要到几十年之后才出现，其体例也大体参照了青木正儿的架构。他的成就所依托的也是日本所藏的大量汉籍。可惜的是，毋庸讳言，晚近几十年来，日本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铃木虎雄那样能够影响一代中国学者的大师。现在日本学界在中国戏剧研究领域的整体水平，恰与他们晚近在中国戏剧文献的搜集与收藏的状况相对应，早就不是当年的状况；某位在日本学术地位极高的戏曲学者，甚至不能写流利的中文，而泛论中国戏曲史的著作也是错讹迭出。从整体上看，研究中国戏剧的学者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之一落千丈，确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书籍文献，晚近的日本人，早就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大量购买中国书籍。从日本所藏的戏曲文献，尤其是从日本所藏戏曲书籍的丰富多样以及保存的完好，足以让我们看到，从宋代到晚清的几百年里，日本人对汉文书籍的热情以及珍视，几乎可以与中国的读书人相媲美；然而进入当代社会，他们购买和收藏汉文书籍的热情显然大大下降，就连把中国研究当成主要对象的图书馆，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兢兢业业地全面收罗中国的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戏剧文献。 戏曲书籍的变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日本“脱亚入欧”的变化，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对于日本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在此前的许多个世纪里，中国对于日本始终都是文明的模板，而汉文书籍就是这一模板的载体。在日本文明逐渐成熟的时代，中国为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质料，甚至所有的日本文字，都是以汉字为基石的。因此日本各界人士是以朝圣一样的热情看待与收藏汉籍，并且通过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完成了日本文学艺术的美学品格的建构；但是近代以后，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已经不是当年所能比拟，尤其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重要性，早就不是当年的模样。到民国初年，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本情报机构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即使可以看成是对中国的关注，其关注的核心也只是资源与利益。至于二战以后，中国对于日本而言，更是已经渐渐变成一个普通的邻国。总而言之，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体；在日本将崇敬的目光转向欧美之后，中国是日本扩张进程中可以大量攫取资源的一头肥羊；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更显疏远；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重新升温，但这时的关系的核心已是经济，它的主题词变成了贷款、投资、商业、市场等等，或许还可以再加上观光旅游的目的地。 没错，中国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与性质变了，因而日本学者对中国戏剧兴趣日益下降，就是这一现象的投射。这现象令人沮丧，但无法回避。中国文化还有可能重新唤起日本的激情，日本人还可能像当年那样把汉文书籍看成文明的象征吗？除非中国文化重新获得世界的尊重与尊敬，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