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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珥蛇与玦：从小传统的误解到大传统的再发现 以汉字的产生为界，我们将书面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才是“大传统”。在1921年考古学发端于中国以前，并不具备认识大传统的知识条件。对小传统的古书中记载的名物，两千多年来只能局限在文字记录和书本知识的范围以内去理解，有一些难免是后起的误解或曲解。《山海经》中的“珥蛇”和《说文解字》对“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情况。 先看对玦的曲解。《说文》玉部：“玦，玉佩也，从玉，夬声。”把玦理解为玉佩，约为东周至秦汉时代的流行观念。著名的鸿门宴上，范增曾三次以所佩玉玦为符号，表示决断的意思，暗示项王要当机立断杀掉刘邦。不过司马迁绘声绘色的描写却没有说明玦佩戴在身体的什么位置。《九歌·湘君》有“捐余玦兮江中”一句，也没有点出玦的佩戴位置。后人推测是在腰部。当代学者陆侃如《楚辞选译》、陈子展《楚辞直解》都认为玦是玉扳指，是戴在手指上的。 从《左传》和《荀子》等文献可知，玉玦隐喻决断的用法源自先秦。《左传·闵公二年》云：“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杜预注：“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这是巧用器物名称的发音为隐喻，属于谐音式的符号物修辞表达。《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五种玉器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都有各自的隐喻意义。玦与绝交同义，环与返还同义。根据这些现象，今日的汉语工具书在解释“玦”字时，先说它是古时佩带的玉器，形似环但有缺口。再说它常用作表示决断、决绝的象征物。除了《史记·项羽本纪》外，还会引证刘向《说苑·贵德》之说：“郑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琴之声。”还有明代何景明《杂言》中的判断：“古人奉德则报以佩，恩返则报以环，恩绝则报以玦。”等等。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决断、决绝之义毕竟是后起的谐音引申义现象，不能代表玉玦产生期的原初意义。 地不爱宝，却能藏宝。甚至一藏就是成千上万年。当考古工作者在南北方各地发掘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大量玉玦，情况才初次得以辨明：从玉玦出土通常在死者耳边的位置看，它主要不是身佩之饰物，而是专门的耳饰玉器。如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七千年前的玉玦（见《河姆渡文化精粹》第36-37页图版）；又如1983年以来在赤峰地区距今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发现玉玦，出土位置多在头骨耳侧，且多为成对出土，也有单个出土的。据此可知：在司马迁写下鸿门宴上范增用佩玦当暗号的事迹时，玦在东亚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六千年之久，玉制耳玦堪称当之无愧的文化大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直未曾中断。西周王权旁落以后，远古的礼仪传统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下濒临断绝，耳玦的本来面目也就逐渐失传于后世。一般人只知道从发音上理解玦的决绝之义。若没有大传统玉耳玦的新发现，恐怕玦的使用真相永远不得大白于天下。 汉字中，造字先民用一个玉字和一个耳字合成“珥”字。《说文》：“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许慎将“珥”字作名词来解释，并说明珥字发音为何与耳字相同。珥字原意指用玉石材料制作的耳饰，又叫“瑱”和“珰”。这些字都从玉旁，表明华夏先民以玉饰耳的普遍性。《诗经》《楚辞》中多次讲到玉耳饰的各种名目，可以为证，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礼俗。但是古代注经家们万万不会想到，佩戴玉耳玦之风兴起于七八千年前的东亚多个地方，其初衷是要模拟神灵形象。《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吴兆宜注：“穿耳施珠曰珰。”《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充耳而设瑱。” 其实，从新石器时代的初民信仰看，穿耳施珠一类特殊行为，审美的功能是派生的，神话的功能才是原生的。先民视玉为神物、通灵之物，所以玉制耳饰本身就具有通天、辟邪、护身的信仰功能。这是玉玦产生的神话观基础，这同玉璜象征通天通神的龙与虹的神话观念，完全一致，不宜按照今人的理解，仅当作美化和装饰来看。 与玦的情况类似，《山海经》中记录的珥蛇习俗，也在文字传承的小传统中丧失了本义，变成无解的哑谜。 珥蛇之说，在《山海经》中共出现九次，都是“珥两蛇”；还有一次说西方之神蓐收“左耳有蛇”（《海外西经》），另一次说雨师妾“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海外东经》）。此类描写集中在神话色彩浓厚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中。珥两蛇，珥字作动词，显然指每只耳朵上都有蛇形。对此奇特礼俗，注释家博学多闻如郭璞，也只能用几个字来解说，叫“以蛇贯耳”。 由于《山海经》原本图像的失传，后人根本弄不清楚“珥蛇”是什么样子。借助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考古图像和实物所展开的“四重证据法”，以当代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先是1960年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的铜器——兵避太岁戈，展现出一位珥蛇之神脚踏日月的生动形象，被专家解读为太岁神形象： 随后有台北故宫藏龙山文化玉圭上阴刻的神人形象（一说神祖面纹）的重新发现和解读。该形象头顶戴神冠，口中呲出上下獠牙，双耳佩戴着巨大的人面蛇身形耳坠。这件物证，可将珥蛇神话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史前期。 无独有偶，2012年3月发布的红山文化蛇形玉耳坠，第四重证据再度发挥出图像叙事作用，并将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珥蛇神话，向上延伸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成为大传统的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又一有力证明。 要理解珥蛇神话的天人沟通意蕴，需要首先明白蛇龙之属在先民信仰中的神圣性。《史记·封禅书》云：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珥两黄蛇”的说法，在《山海经》的九次珥蛇记录中占了两次，意义不明。参照《史记》记述的史敦说法，黄蛇是“上帝之征”。秦文公是春秋时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为公元前765—前716年。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巫史占师看来，黄蛇和黄龙几乎同义，都是天神或上帝显灵给人间的神话动物符号。对照着史敦的神话式判断，《山海经》中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显然是人王模拟天神的行为符号。 红山文化玉蛇耳坠的出土，不仅对天下奇书《山海经》的性质（是文学虚构的小说，还是古代实录？），给出重新认识的极好契机，也对神话中潜藏着的真实历史信息，提供出生动无比的诠释案例。这就足以启示后人，对于古书中神秘难解的内容，不要急于否认其真实性。四重证据之间的互阐互证，是目前较有效的探索方法。史前玉蛇耳坠的重见天日，虽然目前只有小小的一枚，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重证据，因为它的玉质材料和肖生想象造型，都能够透露出丰富的“神话历史”内容，给古书中遗留的千古未解难题，带来豁然开朗的认知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