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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明末帝都对时尚的追求。时尚以新奇为追求，强调时效性，通常表现为一部分人以花销数量不菲的金钱为代价以赢得对于某些具有新奇性或稀缺性物品、服务的优先占有和享用。对时尚的裁定和追求实质是在等级制度松动、社会流动加快、个性被追求的情况下，社会中的一些人用以显示、确认、维护或建构自己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明末北京的民众在岁时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追求时尚的倾向，《北京岁华记》中的不少文字都对此有所反映。比如新年时节，黄瓜、豆夹是反季节蔬菜，但宴席上“相尚”，牡丹、芍药、蔷薇是反季节鲜花，茉莉、素馨花不仅反季节而且多生长于南方，但“贵戚倡家竞插”，也就难免价格高得令人啧舌了。更能反映时尚特点的是陆启浤对清明茶的记载：“清明后三日，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宫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时刻渐减，不一二日，即二三金。”在这里，新茶作为饮品的质量高低已经十分次要，能不能早一点得到它才是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按质交易标准暂时失效，无形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格，而且价格不菲，这正是时尚的典型表现。 三、《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局限性 作为岁时民俗文献，《北京岁华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北京岁华记》所描述的对象(或曰本文)是特定时空的岁时节日文化与生活，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将其毫无遗失地用文字描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北京岁华记》基本遵循实录的原则记述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中各个月份和节日中的民俗生活，它所展现的也只是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的部分内容而非全貌。事实上，《北京岁华记》只有2000余字，这样的篇幅也限制了记录的翔实与完整，在一些地方它远不如《帝京景物略》“春场”部分对岁时节日民俗的专门描述。以十月一上冢为例，《北京岁华记》仅有“上冢如中元，不邀宾客”数字，简明扼要;《帝京景物略》的描述则是：“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21]显然《帝京景物略》所载要翔实完备得多，对复原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原貌的资料价值也就更大。 其次，任何书写都包含着书写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是书写者用特定修辞手段对材料的精心编织，在将“本文”变成“文本”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带着书写者的主观意图。这些主观意图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的选择。所以一个文本只是给了阅读者一个书写者眼中的世界。《北京岁华记》是陆启浤表达其政治倾向、希望通过自己的描绘去激发有志之士匡复大明决心的一部作品，这就决定了他在选材时会更偏向于那些能够彰显繁华、热闹与美好的事物景致和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北京岁华记》中，我们满眼看到的是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至于行将灭亡的末世社会的不安和腐朽则几无踪迹可寻。 再次，《北京岁华记》写于作者离开京城4年之后，是一本忆旧之作。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并存在场合依存性问题，周遭环境的改变很可能导致记忆的偏差或缺失[22]，书中也难免有失实之处。比如《宛署杂记》第十七卷有“观洗象”：“每年初伏起，锦衣卫官校，日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外濠内洗濯，至三伏而止，观者如堵。”[23]又《帝京景物略》中也有洗象的内容：“(六月)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24]且该书引王继皋诗《六月九日宣武门外看洗象十韵》，亦可知时在六月。虽然这些记载的具体日期也有不一致处，但三伏日是以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为起计算，故而不同年份的三伏日在传统历法中的具体日期并不相同，兼以洗象不限于一日，因此记载日期的不一致处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多的记载都说洗象时在六月，《北京岁华记》时在“八月”的记载就有失实的极大可能。 总之，《北京岁华记》作为节日文献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且对于研究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而言，它也不是唯一的资料，明代地方志、明人诗词曲、小说、正史以及《帝京景物略》(刘侗、于奕正)、《酌中志》(刘若愚)、《宛署杂记》(沈榜)、《万历野获编》(沈德符)等作品中都有相关内容。只有把这些不同类别的文献结合起来辨析使用，才能对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有更好的认知和理解。 附录：《北京岁华记》(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标点为笔者所加。) 平湖陆启浤叔度氏著 客燕二十年，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有过而问焉者，为忆所知，录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异时仍鼎故都，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何用此呫呫为? 元旦 朝贺毕，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即于署中各行礼。 贵戚家悬神荼、郁垒于户。 民间插芝梗栢叶。 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 隔岁作大胡饼出饷客，虽风裂 燥必食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