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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从1918年算起，至今已有90多年的学科历史。经过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这门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近30年来(自1978年钟敬文起草《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并邀请顾颉刚等六位教授联合签名递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算起)，民俗学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组织机构纷纷建立，专业队伍日益扩大，相关论著屡屡推出，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学者对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思考和反思持续深入，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不断增强，并主动参与学科间对话，积极谋求用自己富有特色的知识生产服务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建设，从而使民俗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越来越被认可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事情。不过，如何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民俗学向更加合理完善的方向延展，真正实现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愿，仍然是需要当代民俗学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以笔者的浅见，加强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应该对此有所禆益。本文拟对民俗学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进行初步讨论。 据记载，“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后，“文献”就成为使用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但究其含义，不同的学者看法并不相同。比如汉代大学者郑玄在对上引《论语·八佾》中孔子的话进行注释时，分别以“文章”和“贤才”释文献之“文”与文献之“献”，于是典籍与贤才文献就成为文献的含义，这一说法在后世广为流行。另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1]马氏“文献”一词并无贤才之意，而是指包括书本记载和口传议论在内的各种“信而有证”、“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的材料。今天的文献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指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狭义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由此，民俗文献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进行理解，前者指记录或反映民俗事象、民俗生活、民俗知识、民俗观念的一切载体，既包括用文字记载的书面文本，也包括图像、音频、视频记录的资料，还包括口头传承和民俗实物。狭义的则是指记录或反映民俗事象、民俗生活、民俗知识、民俗观念的书面材料。民俗学视野下的历史民俗文献则是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诞生之前生产出来的民俗文献。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以书面形式呈现的那一部分。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正如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很早就有了采风问俗的政教传统，同时，有关民俗的记载和整理工作在古代也有着显著的体现，……从《诗经·国风》、诸子百家之言，到两汉史书都有民俗的见解与民俗的记述，此后2000年间，无论是理论的民俗学，还是记录的民俗学，在学术上都有很多的积累。这种历代传衍的民俗记录和民俗解释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学术传统。”[2]可以说，正是这一特定的学术传统，赋予了中国民俗学(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无论是在发生学方面还是在学科设置方面都有别于西方民俗学的鲜明特征，也成为钟敬文先生构建中国民俗学派的重要依据所在。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对民俗事象的理论探索和阐释，对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研究与叙述、民俗学方法论以及对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并将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视为民俗学结构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3]虽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的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整个民俗学科。 首先，历史民俗学离不开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历史民俗学是研究历史上的民俗事象与民俗理论的学问，它包括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两个部分。”[4]民俗学对民俗史的关注主要源于研究对象的传承性特征。传承性是民俗的根本特性，任何一种民俗事象在当下的形态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因而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应该注意它的发生、持续和变化，都不能忽略它在历史上的存在状态。由此对民俗史的研究就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显然，民俗生活的发生、持续和变化都只是一过性的，不可重复，这意味着对于其传承变异脉络的把握只能依靠传世的相关民俗文献来获得，只能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解读来获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这段话同样适应于民俗史研究。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俗史研究，就不能不对我国历史民俗文献的分布、不同种类的历史民俗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民俗文献作为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及其字句文义等有全面准确的把握，而这必然有赖于用现代民俗学的眼光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专门研究，必须做细致的甄别、校勘、辨伪、注释、辑佚等工作。 不仅民俗史的研究，民俗学史的研究也要仰赖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产生于20世纪初叶，但从广义上来说，中国民俗学史却是“源远流长的”[5]，由此形成了钟敬文先生所说的“一个特定的学术传统”。这一特定的学术传统既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前史，也是滋养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的一个源泉[6]，因此，对它的系统总结就不仅是中国民俗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的理解，乃至可以为中国民俗学在未来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意义。对这一学术传统的系统总结仍然离不开对历史民俗文献的研究，因为这一学术传统不在历史民俗文献之外，而正蕴藏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学者认为“研究中国民俗学的人，不知道中国民俗学在历史上的状况，不以历史的眼光去探究中国历史上有关民俗辑录、评述与研究的学术成果，在建树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俗学时也必将受到极大的局限”[7]，是非常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