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加强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于民俗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里所述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显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不过笔者还认为，对为着民俗学、属于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意义并不止于民俗学本身，对文献学研究也当有所助益。 一方面，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就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作为记录或反映民俗事象、民俗生活、民俗知识、民俗观念的书面材料，历史民俗文献并非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而是人为界定的结果。换句话说，一种文献之能够被界定为历史民俗文献，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而且取决于甚至可以说主要取决于学者们看待它的眼光。当民俗学者将一种文献界定为民俗文献时，他必定从学科角度出发在文献之中读到了具有“民俗”内涵的内容，这已经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一种从民俗学角度切入的理解。由此文献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可以丰富文献研究的径路。 虽然民俗学者应当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作为重要工作来进行，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却并非民俗学者的专利，事实上，由于文献本身包涵内容的丰富性，对同一种文献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礼记·月令》为例，就呈现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显著特点，来自哲学、历史学、农学、文献学、考古学、神话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的学人都有瞩目于它者，从而出现了《月令考》[20]、《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21]、杨振红的《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22]、《〈礼记·月令〉傩仪考》[23]、《〈月令〉中的传统农业哲学略论》[24]、《〈月令〉文献系统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25]、《四时与阴阳五行——先秦思想史的另一条线索》[26]、《〈月令〉：农耕民族的人生模型》[27]、《〈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28]、《〈礼记·月令〉的比较神话学解读——以仲春物候为例》[29]、《〈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及〈周髀算经〉所记之节气》[30]、《〈月令〉记述与王官之时》[31]等类属于不同学科的诸多成果。 如何在学科划分难以消除、不同学科的学者瞩目于同一种文献的情况下做出民俗学的特殊贡献就成为民俗学者的关心话题和学术追求。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民俗学对历史民俗文献的研究并未止于对作品的版本考察、辑佚、辨伪和训诂等工作，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并体现出将文本与生活整体相关联的学术取向。笔者认为，民俗学历史民俗文献研究采取的文本与生活整体相关联的学术取向，将历史民俗文献文本作为一定语境下、被历史文化建构的具有特定身份的作者的思想以及作者表述思想的方式来看待，将文本生产作为一个特定时空中受多种因素作用的文化事件来看待，并将文本阅读和传播纳入视野当中，从而自觉地将文本生产与作者个人的创作动机、价值取向并学术传统以及当时(当地)民俗生活的现状乃至社会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在具体研究中，民俗学者会格外关注一种历史民俗文献文本何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又何以是以这样的面目而非那样的面目出现；格外关注文本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在将文本记录与当时生活真实的对照中发现作者对文本内容的汰选以及汰选背后的意义；格外关注文本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民俗生活、蕴涵着的社会文化观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文本的价值；格外关注对学术传统、文本书写经验的总结，寻求能够最有效地反映相关民俗生活真实的书写方式。所有这些，无疑都会丰富历史文献的研究径路。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