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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材料是大约500首关于西王母的唐代诗歌，诗歌本身体裁的特点限制了作者对唐代西王母做更深入的社会文化史讨论，而只能更多地从诗歌的文学意象入手，但也正可以发挥西方学者在神话学象征符号研究方面的特长。书中有一部分试图探讨唐代西王母信仰机制，比如西王母庙、西王母圣地。但是唐诗所能提供的只是简单的文学意象，无法给出更详细的社会史尤其是西王母信徒群体的详实资料。因此作者最后的结论也只能是，唐诗中有关瑶池的描写保存了西王母信仰的记忆，包括崇拜她的圣地及中世纪关于她的民间传说。 三、唐代西王母与道教上清派 六朝刘宋时期，以江南茅山为中心，兴起了道教上清派。经过潘师正、司马承祯等备受朝廷重视的高道之大力推广之后，中唐以降，上清派发展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道派，其存想、写经等个人宗教修炼方式，更深深影响了唐代文人的宗教生活。 上清背景的道经强调修炼内丹以求成仙，这样当肉体死亡时，灵魂能够白日飞升。上清派信徒通过定期斋戒、炼丹术、冥思存想以及祈祷等来修炼内丹。对于精通此术的道士来说，通往长生不死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冥想的国度与一位女神结合，她将以神灵的方式来引导他。这便是六朝上清系道经中频繁出现魏夫人、杜兰香等女神的宗教背景。在上清系道经的传统中，妇女代表了创始者、接受教义者、神圣经典及降示方法的拥有者。由于上清派在唐代多种道派中占主导地位，在上清派推动下，女神达到了道教史上最为显赫的地位。 神话女神西王母在六朝末期开始进入上清道经，至唐代，在诸多道经的增添下，西王母成为位居三清、统御群仙的至上神。在《正统道藏》与《藏外道书》可以找到与西王母有关的唐代上清系道经，如《上清元始变化宝真上经九灵太妙龟山玄箓》、《太上元宝金庭无为妙经》、《洞真西王母宝神起居经》、《上清金母求仙上法》。许多六朝至宋的诗人如李白、陆龟蒙，本身即有上清派道教背景，还有更多的诗人阅读过上清派道经。因此在唐代文人的作品中，这种对女神的追求具有了一种新的宗教涵义——超越(Transcendence)，同时也充满了新的个人化色彩——神圣的激情(Divine Passion)。 上清派道经对于西王母的改造，渗透到了世俗文学之中。柯素芝在第3至第5章力图指出，唐代诗人写作西王母题材时，都会受到上清派塑造的西王母镜像的影响。唐诗中的西王母与上清派典籍的西王母是高度一致的：创造万物的女神、长生不老、神人交通，只不过唐诗比上清派典籍的描写更为抒情，更为文学化而已。柯素芝提出了一些有洞见的观察：唐代出土墓葬文物中没有西王母的图像数据，可能意味着西王母信仰已经由汉代的死亡崇拜转化为上清派所提倡的个人修炼，因此有关西王母的冥思入神、炼元神等道教内丹实践才会大量地出现在诗歌中。唐诗丝毫不叙西王母的形象标志——胜，而西王母的外貌也与现实中的贵族女子相差无几，这种形象是社会对女性美貌的期待与上清派对西王母的存想之间妥协的结果。 公元前110年的七夕，汉武帝赴西王母瑶台宴，受赠蟠桃和启示文本、符箓。最早讲述此事的是六朝时期的上清系道经《汉武帝内传》，此仙传在唐前广泛流传，并构成了影响唐代西王母想像的强势文本。[7]遗憾的是，柯素芝并未涉及《汉武帝内传》，因此在论证唐诗与上清派之关系就显得无从附着。第四章在分析《墉城集仙录》中汉武帝所代表的凡间帝王求仙之道，一再将其中的多个母题置于杜光庭的个人创作之下。事实上，这些母题在《汉武帝内传》已经成型，杜光庭并非凭空另起炉灶创造一个全新的道教西王母。与之对应，唐诗热衷于描写汉武帝与西王母交往，其中固然有《汉武帝内传》这个成熟文本的影响，也有唐人以汉武帝隐喻唐玄宗的文学习惯，但作者似乎没有考虑这些影响的复杂性，而是把唐诗与杜光庭上清派直接挂上联系，断言：“唐诗大量存在汉武帝与西王母交往的故事，体现了上清派教理在唐代文人中的普及。” 总体而言，柯素芝(Suzanne 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总结了过去近百年来海外汉学界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神话学、考古学、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体现了西王母研究的多元化方向。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是值得方法论较为单一的国内学者借鉴和学习的。面对西王母这样一位自秦汉以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亘久影响的女神，研究者如果固守艺术史、考古学、神话学、文学或者宗教学的学科界限，远远无法实现对西王母及其象征的中国文化之多层次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