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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春秋》与“中国”想象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光明网-博览群书 2010-0 叶舒宪 参加讨论

    最近在周口店附近发现的4万年前的史前人类化石,其体质特征表明东亚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种并不都是来自非洲的。这个发现对于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世界各个人种“走出非洲”假说,形成了新的质疑;也给有关中国人种来源的想象带来新的刺激,让人们有理由打破一源说,再次面对多源交融的复杂局面。如果说史前悠远的石器时代人种问题实在不好说,那么就看看略近一些的,如安阳殷墟人口的种族成分,也显示出非常高的多元特征。读李济的《关于殷商人群的体质人类学概述》一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足以了解其大概。若能够再重温一下体质人类学家史禄国先生关于史前中原地区居住的是通古斯人种的观点,就会对远古中国人种来源问题之微妙复杂的情况,有更丰富的体会。
    若要追溯人种来源复杂性在历史上被遮蔽的原因,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大一统的思维定式,以及建立在这种思维定式上的正统历史观。而要找出对形成中国古代正统历史观具有奠基作用的一部书,那就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
    历史与偏见
    由于历史通常指成文历史,因而学界总是把文字系统的有无看成一种界标:有文字记载,则为历史时期,或叫“文明史”;文字出现之前,通称“史前期”或“史前时代”。若相对“文明”而言,则称“蒙昧时代”。与文字大约同时出现的金属冶炼也被视为文明成立的要素之一。所以史前期与历史时期的分界又可以表述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或“铜器时代”)。
    我们通常说的“中国历史”,是以王朝正史的权力话语系统为核心而建构和世代传袭的一套皇家中心的断代和编年叙事。这样的一套以汉字为载体的叙事系统,无疑属于古代封建王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反复强调、张扬和突出某些中心性的东西,同时也要有意地蔑视、压抑、回避、遮蔽许多边缘性的东西。史家记录这个而不记录那个,这种取舍之间的学问非常深奥渊博,但却不是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知识问题,而是一种主观的文化政治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读史要首先注意的。
    没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往往就会不自觉地认同中央王朝权力话语,站到正统立场上去看待史书叙事的问题。其结果是被这套权力话语的叙事所瞒和骗,而不自知。
    史书的政治倾向又可以围绕历史主体的身份-文化认同,细分为族群划界,阶级和阶层的划界,性别划界这三大层面。由此而形成清晰可辨的社会等级秩序,其功能在于明确叙事者的取舍原则与褒贬好恶原则:亲疏内外尊卑。古代史家的所谓“通古今之变”,无非是寻找一代代王朝兴亡成败的道理,给后代的统治者以史的经验和鉴戒。《资治通鉴》这部著名的通史之书就得名于此。这样一来,凡是代表着新政权兴起的一方,就必然备受推崇而百般美化,如周武王、汉高祖、唐太宗等。而那些不幸处于王朝权力衰落和覆灭时期的王者,几乎没有例外被叙述为道德和智力的双重缺陷者,即通常所谓昏君暴君,如夏桀、殷纣、周幽王等。如果在权力兴衰的叙事中要突出历史因果的所谓规则,那么往往会有附加的父权制性别偏见所主宰的两性叙事——从妹喜迷惑夏桀,到妲己惑殷纣,乃至褒姒的戏烽火,杨贵妃的回眸一笑等等,总之一句话:美色误国,女人祸水。
    再比如,同样是一“国”的历史,鲁国的史书《春秋》,叙事历二百多年,被奉为儒家至上经典,成为百代的兴废之鉴。而西夏王国近二百年的历史,却被中央王朝的正面叙事几乎全然忽略到边缘去了!为什么如此地厚此薄彼呢?答案可以非常简单:西夏一方是皇家史书正面叙事的空白,就因为是非我族类的党项人,是相对于中央王朝权力的边缘和异己者,乃至敌对者。鲁国一方是正统,从左丘明作《左传》到董仲舒作《繁露》,一部《春秋》已经获得非同寻常的文化政治意蕴。
    历史:从“吃人”到“瞒骗”
    同样,与西周王朝并存于关中西部山区的“弓鱼”国,在流传至今的历史书写中也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二十世纪以来在宝鸡地区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才让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与周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八十年代四川广汉新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新世纪伊始成都发掘出的金沙遗址,其青铜大立人造型高达2米62,其祭祀用的象牙数以吨计,这些都是中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情形,而中原中心的历史叙事却从来没有记载。换言之,这些中国境内的伟大文明全都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王朝历史叙事中只字未提的!如果不是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后代人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曾经在巴蜀灿烂辉煌的古老文化。如此看来,我们不得不在新的考古事实的一再启发之下开始觉悟: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一部成文的“中国历史”,其实倒不像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借狂人之口所说的那样严重——“吃人”;而是瞒人和骗人。它在从人文初祖黄帝到清朝末代皇帝的五千年选择叙事中,看似完整周全,举世无双,但其实不知道瞒下了多少历史真相,骗过了多少代天真虔诚的文字历史信奉者。难怪古今人异口同声地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我们过去只知道文字是表达和叙事的工具,原来文字也是权力对大众实施瞒和骗的最有效工具。对于盲从所谓文字记载的信众来说,其效果尤其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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