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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春秋》在西汉获得独大的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它兼传微言和大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皮锡瑞《经学通论》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唯《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谵，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皮氏对三传各自特色的区分和把握，确实具有远见卓识。如果今人能够从文化政治的新视角对“微言”与“大义”的构成底蕴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将能够清楚地透视出从“经”到“传”的文化价值再建构过程。 《春秋》的神话模式 《春秋》虽为史书之祖，儒家六经之一，但是其叙事结构背后却有支配性的神话模式。而具体的神话情节也时有显现，为“想象的地理”或“想象的共同体”提供核心的原型意象。其由来十分久远了。我们在《论语》中就已经看到神话意象如何出现在孔子的想象之中。如《子罕》篇的感叹辞：“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凤鸟与四方风神的相互认同性质，已经从甲骨文和《山海经》得到证明。而风神又被神话想象成至高天帝的使者，甲骨卜辞谓“帝使凤”，说的就是这种神话观念。《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所见内圆外方的玉琮，从史前时代到夏商周老三代，春秋战国和汉代新三代，代代相承，体现着此种“中央天帝通过四凤鸟而统治四方”的神权政治蕴涵。特别是几个四面浮雕凤鸟的玉琮，更是形象直观地展现神话观的生动物证。注家云：“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王者的符号权威来自中央与四方的空间关系。《论语》多处表明了王者的“四方”的意识。哪怕是“素王”，也同样具有中央政治神话想象的巨大魄力吧。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一个明证。《春秋》这样突出“中国”想象的史书被归到孔圣人名下，绝非偶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