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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天师道道士谢非讨伐庙舍的理由是“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徒费酒食祀之”，这与《陆先生道门科略》所云鬼神祭祀“倾财竭产，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是完全一致的宗教立场。六朝时期道士掌握着伐庙杀鬼的口诀，如《赤松子章历》下卷有“若欲破房庙座席祷鬼邪物者，请平天君官将百二十人治天昌官在北朔宫治之”。而《搜神记》记载道士谢非并未使用这一套符箓，只是号召众人，以鍤“伐掘”，“遂坏庙绝祀”。 六朝天师道在伐庙杀鬼运动中，需要谨慎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原先祭祀鬼神的信徒转换为天师道道民？二是如何处置原先作为鬼庙的地址？只是摧毁庙宇建筑？还是另盖修道精舍？陶弘景《真诰》记载了范伯慈、华侨、周子良三人弃绝鬼神祭祀、“背俗入道”的事迹，但对上述两个问题并无交待。[2]反而是在小说《异苑》中，我们看到了天师道的处理方法。卷五“杨郞庙”记： 剡县西乡有杨郞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禇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禇，共至神舍，烧神座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迴骑而去，陇遂得痿病死。[5]45 从表面上看，这条文献所反映的就是俗人偷藏神庙之物而被惩罚，然而如果我们联系六朝时期天师道伐庙杀鬼运动来解读，可能会更理解私藏神扇的楼无陇受到的惩罚何以严重到“得痿病死”的地步。剡县西乡这位不具名的道民原来“事”俗神杨郞，后来改信天师道（六朝时多称天师道为“大道”），并皈依在天师道祭洒侯禇门下。侯禇要求这位新皈依的道民“共至神舍，烧神座器服”，这应该视为侯禇出于天师道严格的教义，通过“伐庙杀鬼”来考验和确认道民弃俗入道之决心。参与此次伐庙杀鬼的谯郡楼无陇可能也是道民，到祭酒侯禇家做客，被邀参与“烧神器服”的行动。由于楼无陇在伐庙中私藏祭祀俗神的俗庙之物品 (扇子)，最后被庙神杨郞报复致死。 天师道将类似扇子这样的俗庙庙物称为“鬼物”，在伐庙杀鬼之后，鬼物必须统统予以销毁，这样才算彻底消除了淫邪之鬼。六朝仙传《道学传》记载绍兴天师道祭酒杜炅，曾被上虞地区的俗巫龙稚、斯神二人“诱毁”，二人于是招致天师道“冥考”，不得以请杜炅为其解谢，应时皆愈。但到了晚上病情恶化，“炅语曰：‘妆藏鬼物，故气祟耳’。神即首谢曰：‘实藏好衣一箱’。登取于治烧之，豁然都差。” [6]460由于二俗巫私藏的鬼物（好衣）被天师道祭酒杜炅烧毁，鬼物所携带的鬼神六天故气也不再作崇，于是二人皆病愈。 《陆先生道门科略》多次批评“先是俗身，负鬼祭馔，越入道法”的道民，在转奉天师道之后，仍不改原来鬼神信仰的习性（即“负鬼”）。《搜神记》与《道学传》这两条材料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处境，但仍有不同：普通民众私藏鬼物而无道士及时保护，则会被鬼神报复至死；原来侍奉鬼神的俗巫本来罪孽更为深重，但他们有天师道道士的道法保护，可以摆脱鬼物带来的崇害。二文均指出道教并不允许信徒将“旧世界”的物品带到道教的宗教世界里来，这种做法与六朝佛教恰恰相反。 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汉雒阳安清”，叙汉桓之初高僧安清(世高)，降服庐山附近的宫亭庙庙神之后，没收其全部庙产，“高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 [7]6。汤用彤在文后校注说明，当时荆州白马寺、丹阳瓦官寺，皆为“宫亭庙余物治之”。 [7]6 高僧慧远的徒弟法安，曾于新阳县降服以虎怪为庙神的淫祀，手法与安世高类同，改俗神神庙为佛寺：“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7]235可见六朝时期佛教征服地方俗庙信仰，不仅战胜民间神祇、摧毁山庙，而且掳获原来神庙的经济资产为别处的佛寺“立法营塔”。 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曾撰文指出，南朝天师道道士乃由自觉性的宗教职责出发，竭尽全力去揭示那些求人供祀酒肉血食、被人奉若神明的鬼神的真正本质。[3]道士坚决取缔俗庙“鬼物”，正是出自这种自觉的宗教神学。相比之下，佛教对于俗庙并无强大的教义支持，似乎是由现实生存需要出发去降服民间淫祀的，所以才能安然接受“鬼物”。创立“净土法门”的梁代高僧慧远(334-416)《庐山记》提到了庐山南侧的宫亭神庙，庙中供奉的“安公”即安世高。许里和认为慧远住在这山上时，显然还对安世高进行祭祀。[8]340这表明佛教不仅采用俗庙之庙产以营建佛寺，而且还以佛教的偶像崇拜（安公）取代宫亭庙神这样的俗神崇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