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像荷马那样的口头诗人，也和我们一样可以拿起笔来写诗。 我们的潜意识里会推想荷马那样的口头诗人也具有写的本领。人类具有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这已经成为文化史、认识论和美学的课题。关于现代无文字社会的口头传统，已经由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材料。口述思维模式被学者称为是“前逻辑的”、人类“诗性智慧”。散文叙事与哲学的产生相伴，被认为是文字的产物，也是复杂思维得以表达的媒介。但是，在研究现代社会的口头史诗艺人时，问题不会那么简单，不能认为他们的演唱艺术，就是原始的口头文化的遗留物。人们的读写能力和口述能力至今仍被认为是两种能力。因此，口头创作和利用书面语言进行创作就显现出许多差别，再加上口头文学的语境、它的集团共享性、高度依赖传统等特点，都使我们在研究包括口传史诗在内的其他口头文学样式时，要从传统内部出发，重视口头传统的特点，克服文人文学给予我们的许多先验的教条。 从书写角度来研究荷马这样的歌手，人们会错误地认为歌手是可以写歌的；可是写作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过慢的过程。特殊的过慢的语速会妨碍演说者的思想表达，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把一支笔放在荷马身上，人们很容易把他归入劣等诗人之列。”荷马的时代是否有文字、是否有书面传统，这与荷马作为口头诗人的结论是不相干的。洛德强调说，他研究的荷马是这样的口头诗人，荷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书面的东西，但是数量并不多。在荷马的时代，口头诗人就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人们很难想象，一位口头诗人会很快地成为像庞德、艾略特那样的诗人，书面诗人的创作参考了世界文学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东西，这对口头传统诗人是不可能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样的苦思冥想也只有书面诗人才有。在强调个性和独创性的现代艺术中，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加到口头传统歌手的身上。可是，史诗歌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从别人那里学会这支歌的，我唱的和他一样。”从口头诗学关于文本性的探讨中，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了：传统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凌驾于传统之上的作者？怎样以荷马的时代来看荷马？ 人类的交流方式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古代口耳传承到纸笔传书，从印刷术出现到现代报业的出现，从电话、电报到今天的电子传媒时代，人类交流的速度、频度、广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接触越来越密切，空间变小了，时间延长了。电子技术使得图像的重要性大于声音，使人们以有声语言与他人交流的欲望愈加淡漠。但是口头性是语言的第一特性。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语言，能产生书面文献的也只有106种。人类有5万年历史，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书写符号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的埃及象形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大概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书写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潜能。它使一种书写符号具备超方言的力量。中国学界以往并较少关注口头传统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字和史官文化早熟，历史思维发达。又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表达严重脱节（有声语言和文字表达系统错位），汉语言文脱节现象出现很早，摆脱了地方大、方言杂的局限，周代就利用史官组织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超方言的书面语。儒家典籍可以依赖字传而不易被篡改。悠久的文字文化使汉文化较少重视下层的或其他民族的口头传统。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决定的。12西方到柏拉图时代（前427年-前347年）出现了巨大变化。自从公元前720年-前700年希腊字母体文字创制以来，已经有几个世纪的书写的历史了。这时人们对知识的储存逐渐摆脱了依靠口诵韵语，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柏拉图之所以欲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是因为他厌恶荷马史诗中的口述性的思维。口述传统以神话和史诗为内容，其思维特点是诗性智慧。以事实为中心的、分析的思维结构反映了文字意识的特点。对原始口头文化的现代发现，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自此人们开始对口述、半口述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196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和古典学家开始讨论口述与书写的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问题。 麦克鲁南（Marshall McLuhan）、杰克·古迪（Jack Goody ）、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纷纷著书立说。13 后来瓦尔特·翁（Walter J. Ong ）总结了口述思维的特点，认为它是依靠记忆的、情境的、移情的、聚合的和保守的；而书写思维的特点是分析的、抽象的、创造性的。他认为，科学、哲学和文字交流要求口头交流所不具备的那种去除背景化。因此，没有文字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科学和经济。14 既然口传史诗是一些说唱艺人演述的，我们就要在口头表演中去研究史诗的奥秘，单纯地从文本阅读来研究史诗势必会抹杀艺人的天才。另一方面，既然承认口头演述也是人类长期养成的一种能力，就不要认为这种能力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场合都可以轻易获得的。下面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对口头传统的认识还是有很多盲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