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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青岛11月9日电（记者 徐冰）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深处的日照庵周边新发现的一片功德碑林，近日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等海内外2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考察。这次学术考察，带出了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中国的民间文献亟待重新认识和解读。 民间文献：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对记者说：“中国老百姓历史上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回答。我们没有一部真正属于民众的历史，功德碑这类民间文献，可以让我们进入中国底层民众的历史。” 在明清社会史研究领域成果卓著的刘志伟教授，曾在乡村居住一年多进行田野调查，梳理民间文献。他向记者介绍，历史学资料可分为上层官方文献与底层民间文献。在传统历史学研究中，更注重上层官方文献的运用，如《史记》《汉书》等，但也使历史成了帝王将相历史。就一个国家而言，基本文化特质更多隐含在底层民众的传统之中，如精神信仰等。只有真正认识民众的历史，我们才能对一个国家文化传承有更为深刻的体会与了解。对于民众历史的认识必须依靠类似大泽山功德碑这类民间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叶涛研究员介绍，这是目前我国现存碑刻数量最多的功德碑林。这些碑刻记载了明弘治到民国几百年间大泽山周边的老百姓去日照庵朝山进香的历史和进香者的名字。但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2006年秋，在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教授帮助下，叶涛对日照庵功德碑林进行实地勘察，从学术角度评价了这批碑刻在民间信仰、地方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在史料学意义上，这些碑刻被重新“发现”，这批被湮没多年的珍贵民间文献，终于得以进入学者的视野。 民间文献的发现和保护刻不容缓 11月3日下午，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脉一条荒芜已久的进香山路上，迎来了一队特殊的“香客”，其中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20多位中外学者开始对这片目前我国现存碑刻数量最多的功德碑林进行考察、研究。 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丁荷生教授显得很兴奋，他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功德碑刻是最接近普通百姓生活的资料，是普通民众信仰行为的记录，老百姓自己拜神做仪式，自己记录，更加真实而客观。”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评价：“从这些功德碑刻可以猜测地方史的脉络，用碑刻和其他资料构筑出‘历史现场’，对这些碑刻的解读过程，就是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过程。” 学者们的兴奋源于这类民间文献的稀缺。曾任平度市博物馆馆长的高瑞吾向记者介绍，大泽山脉内从东汉、北魏至清各朝代刻石多有精品，其中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的《郑文公碑》生动体现了北魏年间中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变化，是考证中国书法源流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大都得到了较好保护，但功德碑从未得到重视，从抗日战争开始，这些功德碑在战乱、修整梯田及洪水等情况下不断被毁坏，现在留下的只是一部分。 高瑞吾欣慰地对记者说：“与被大量烧毁的家谱、庙志等民间文献相比，这些功德碑是幸运的。”据叶涛研究员介绍，就是因为高瑞吾的一篇介绍短文，才让他和王秋桂找寻到了这些珍贵的民间文献。 “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民间文献未被发现、正在被破坏或在自然消失呢！”刘志伟教授有些忧心忡忡。 民间文献多角度研究与解读的尝试 11月4日，中外学者召开了“新史料与区域社会史研究――大泽山功德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大泽山功德碑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与解读。法国远东学院吕敏教授对大泽山功德碑内容及祭祀人身份与组织问题作了论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教授独辟蹊径，根据石碑照片与测量数据，从物理形态获取人文信息；天津古籍出版社编审、87岁高龄的李世瑜运用掌握的大量民间文献，探讨了无生老母神灵演变过程；扬州大学车锡伦教授对大泽山香会的宗教背景作了具体分析。 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教授对记者介绍，这次碑刻整理运用了全新的方式，叶涛研究员带领研究生和拓工入驻大泽山，对日照庵周边120余通功德碑进行传统拓制和现代的数字化处理。在对这些碑刻经过细致认真地释读和文本整理后，王秋桂和叶涛商定，打破学术壁垒，将这些碑刻资料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外相关学者，为此次多角度研究与解读这些碑刻提供条件。 王秋桂教授介绍，参会的学者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从各自的角度对大泽山碑刻进行了多方位解读，涉及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在研讨内容上，涉及了如民间信仰、妇女地位、民众观念等多个方面，真正体现出了多角度、多方位解读。 叶涛研究员介绍，此次研讨会以新发现的120余通大泽山功德碑为主要研究资料，弥补了传统区域社会史研究资料方面的不足，拓展了当前区域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对于从民间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此次研讨会对于促进中国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相关领域学科研究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