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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分类自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开其端，后仿效者甚众，自唐至清的分类体小说（包括小说总集）有百余种之多，但首先扩大《世说新语》分类的范围，发展《世说新语》分类的小说观念，对后世文言小说总集的分类产生较大影响的要算宋代官修的中国第一部大型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太平广记》作为文言小说总集，其小说的概念和特点基本上反映在其类别的划分上。《太平广记》将自汉至宋的各类小说分为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小类，从分类的层次上来看，已将《世说新语》的单层分类扩展为双层分类，这在小说分类体的历史上，《太平广记》是首次采用双层分类法，发展了《世说新语》分类的体格和构架，因此《太平广记》又是一部文言小说类书。它的分类充分体现出《太平广记》的编选者及其时代的小说观。且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太平广记》的分类是多层面的。按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则有不同的类型。如果按文化形态来划分，可分为官方宗教文化层和原始宗教文化层。官方宗教又可细分为道教、佛教、儒教三种。原始宗教亦可细分为天相、物相和鬼怪精魂三类。如果按小说的内容题材来分，可分为志怪和志人。志怪如果再细分，亦可分为道教的神仙类，佛教的因果报应类以及原始宗教的鬼神怪异类三种。志人也可分为奇异之人（如方士、异人、异僧）、贤豪之人（如名贤、将帅、骁勇、豪侠等等）和狂放之人（如嗜酒、奢侈、无赖、轻薄、酷暴等等）。总之，《太平广记》分类的涵盖面是极为宽泛的。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太平广记》分类所体现的宋人的小说观念以及分类所蕴涵的文化的意义，下面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它。 一、《太平广记》的分类与宋人的小说观念 首先从《太平广记》九十二大类的类目名称、顺序来看，基本上是按官方宗教、魏晋玄学以及原始宗教这样三个层面的文化形态来排的。如官方宗教的类目有：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人，属道教文化类的故事；异僧、释证（金刚经、法华经、观音经、崇经像、阴德、异类）、报应（冤报、婢妾、杀生、宿业、畜生）、征应（帝王休征、人臣休征、邦国咎征、人臣咎征）、定数（婚姻）、感应、谶应、再生、悟前生，此属佛教文化类的故事；名贤、廉俭（吝啬）、气义、知人、精察、俊辩、（幼敏）幼敏、器量、贡举（氏族）、铨选、职官、权倖、将帅（杂谲智）、骁勇、豪侠、博物、文章、才名（好尚）、儒行（怜才、高逸）、乐（琴、瑟、歌、笛、觱篥、羯鼓、铜鼓、琵琶、五弦、箜篌）、书、画，此属儒家文化类的故事。 在魏晋玄学清谈风气影响下的类目如：算术、卜筮、医（异疾）相、伎巧（绝艺）、博戏（弹棋、藏钩、杂戏）器玩、酒（酒量、嗜酒）、食（能食、菲食）交友、奢侈、诡诈、谄佞、谬误（遗忘）、治生（贪）褊急、诙谐、嘲诮、嗤鄙、无赖、轻薄、酷暴；妇人（贤妇、才妇、美妇人、妒妇、妓女）、情感、童仆（奴婢），此为道教的变格，属魏晋清谈的产物。 属原始宗教的类目如：梦（梦休征上、梦休征下、梦咎征、鬼神上、鬼神下、梦游上、梦游下）、巫厭（厭呪）、幻术、妖妄、神、鬼、夜叉、神魂、妖怪（人妖）、精怪、灵异、冢墓、铭记、雷、雨（风、虹）、山（溪）、石（坡沙）水（井）、宝（金上、金下、水银、玉、杂宝上、杂宝下、钱、奇物）、草木（文理木、异木、藟蔓、草花、木花、菓上、菓下、菜、五谷、茶荈、芝[菌]、苔、香药、服饵、木怪、木怪下、花卉怪、花卉怪下、药怪、菌怪）龙（蛟）虎、畜兽（牛、牛拜、牛偿债、牛伤人、牛异）、马、骆驼、骡、驴、犬上、犬下、羊、豕、猫、鼠、鼠狼、狮子、犀、象、杂兽、狼、熊、狸、猬、麈、獐、鹿、兔、猿[上中下]、猕猴、猩猩、猓、狨）狐、蛇、禽鸟、（孔雀、燕、鹧鸪、鹊[鸽]、鸡、鹅[鸭]、鹭、雁、鸜鹆、雀、乌、枭[鸱]）、水族（水怪、水族为人、人化水族、龟）、昆虫、蛮夷等等。还有杂传、杂录等文言小说无可归属，它们实则是后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 从上列类目、顺序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是通过文化形态体现出来，而文化是按三个层次承递而来。在官方宗教中，打破了向以儒道佛（或儒释道）的传统顺序，而首列道教故事五类；次列佛教故事七类，而作为正统地位的儒学类目排在末位。尽管儒家的类目多，列了十八类，是道佛总和的两倍半，但《太平广记》的编者将它从正统的支配地位降至末位，这倒是一种非寻常且值得深思的现象。在魏晋玄学清谈风气影响下的类目，可以明显地看出《世说新语》分类的影响，透露出《太平广记》的编选者对魏晋名士的放诞风流有着浓厚的兴趣。第三层是原始宗教影响下的类目，即把自然、社会的一切人和事物正常或非正常的现象做客观的记录，并赋予它们某些原始宗教性的神秘色彩。由此可见，李昉等人把《太平广记》不是作为文化典籍来编选的，而是作为小说文献来收辑的。从其小说的体裁类型来看，不外乎志人志怪的笔记体和已基本具备现代小说意义的传奇体，且以志怪志人为主。从类目排列的先后顺序，可知宋人重笔记而轻传奇，他们竟把“一代之奇”的唐传奇排在最后。宋人为何如此重视小说，且特别重视志怪小说呢？既然小说受到重视，那么像文学性较强的人物杂传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 概念的唐传奇，为何又被排在最后呢？这是与时代和小说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宋代是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都非常发达的时代，特别是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安定，给君王提供了享乐的条件。君王的享乐也反促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如清代梁章钜在谈到宋代小说兴盛的原因时说：“宋仁宗朝，太平甚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兴。”①正是由于这种太平景象与君王的嗜好，所以徐铉及其女婿吴淑都创作志怪小说。宋代的小说创作是如此，其编选《太平广记》的标准就可想而知了。徐铉是《太平广记》的参编者，他还借机将自己的《稽神录》收录在内②。他那样做一来可以讨好皇帝，二来也可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保存和流传。可见，小说的兴盛也是社会安定、国家太平的产物。 其次，皇帝御览，不宜长篇铺叙，大多是偏重事状，以便博览。故尊笔记而屈传奇，这种现象几乎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主流，而在清代更甚，这说明中国的文言小说至少是在宋代还未把它作为“小说”体裁来加以重视。作为观念上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向来没有地位，即使是像称之为“一代之奇”的唐传奇也未能改变它的地位。 此外这里还似乎存在着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即宋代是崇尚儒学，而《太平广记》却是屈儒的，竟然将儒、道倒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儒道倒挂的现象呢？鲁迅先生对此曾作过较详细的解释。他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张君房之《乘异记》（咸平元年序），张师正之《括异志》，聂田之《祖异志》（康定元年序），秦再思之《洛中记异》，毕仲询之《幕府燕闲录》（原丰初作），皆其类也。迨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迁，此风未改，高宗退居南内，亦爱神仙幻诞之书，时则有知兴国军历阳郭彖字次像作《睽车志》五卷，翰林学士鄱阳洪迈字景卢作《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似皆尝呈进以供上览。诸书大都偏重事状，少所铺叙，与《稽神录》略同，故以《夷坚志》独以著者之名与卷帙之多称于世。”③《太平广记》是李昉等人奉敕编修的大型类书，他不得不顺从皇帝的意愿，因而把道教神仙、佛教鬼怪排在儒学类目之前，可见这与君王的个人嗜好有着很大关系。 从小说的观念来看。《太平广记》作为小说文献，其小说的观念还是以“探赜幽隐，可资谈暇”④为目的，小说的作用首先是作为消遣物得以重视的。以消遣而论，儒学人物故事正板正趟，古朴简明，不及道教神仙故事及佛教鬼怪故事那样新人耳目，摄人魂魄，如神仙的飘然不定、随心所欲；方士、异人、异僧的法力无边、应有尽有；女仙、女鬼的美丽动人、妩媚多情等等，无不引起人们的兴致。在小说作为“助谈资”、“以娱情”的目的之外，就是小说的社会功能，即小说对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小说在中国古代一向没有地位，被视为“小道”。除了娱情来吸引读者外，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小说的社会功能，即讲究小说的“教化”作用，这可能是小说生命的根基。从教化的手段来看，有正面的，亦有侧面的。正面刻板的说教，其效果是不及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寓诸于轻松活泼的小说故事中更易打动人心，并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儒学人物事迹的简单介绍亦不及神仙鬼怪故事以飞升成仙，逆或是天堂地狱更能激人遐想或惩创人心。从人的天性来看，人都有喜生恶死、贪生怕死、好逸恶劳、追求欲望的满足以及好报复的特点，而道教故事的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方士、异人的呼风唤雨、点铁成金，仙女狐妖的乐为人间妻妾以及佛教故事中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都顺应了人的天性，故尔道佛故事列在儒学之前是可以理解的。 在儒学范围内的类目和魏晋清谈风气影响下的类目均属志人小说范围的类目，编选者把它们紧挨着排列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示出绝然不同的类别特征。如儒学范围内的类目偏重人物的品行——名贤、廉俭、贡举、铨选、器量、儒行（怜才、高逸）、禀赋——幼敏、俊辩、才干——知人、精察、博物、文章、才名、乐、书、画等，而仅仅只有“骁勇”、“豪侠”两类属人物性格方面的类目。即使是属性格方面的“骁勇”、“豪侠”也还在儒行的范围之中。魏晋名士风度则不同。他们则偏重人物的个性，其类目着重表现人物的内在性格和外在表现。其内在性格主要侧重于人物的恶行恶德，如奢侈、诡诈、谗佞、贪、褊急、诙谐、无赖、轻薄、酷暴、妒妇等等；外在表现是与内在心性一致的，即无所顾忌、放诞不羁的行为特征，如酒量、嗜酒、能食、菲食、嘲诮、嗤鄙、伎巧、博戏、器玩等等，是人物心性的自然显露。《太平广记》的编者分别出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类型辑录书中，这说明宋人既崇尚儒家的能臣贤相，道德文章；同时也欣赏魏晋名士的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太平广记》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进行兼收博采，远远超过了《世说新语》的范围，体现了《太平广记》的内容宏博，体大思精。这和宋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开放，思想的活跃，学术的自由的时代是一致的。但宋代作为崇儒之代，在儒学范围内的类目中，始终表现出儒学对女性排斥的封建意识，如道教的神仙故事中，在“神仙”一类后，又列“女仙”一类，突出女仙的地位；在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中亦附列“婢妾”一类；而在魏晋玄学清谈风气下的类目里，不仅列有妇人一类，而且还在“童仆”类中附上“奴婢”；在原始宗教的类目中，女鬼、女妖、女怪更是俯拾即是，独儒学范围的类目中虽也列了“妇人”但其“妇人”下却要分别出许多等级，体现出极强的封建意识。后世论及古代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常常以批判的锋芒指向宋明理学，这说明束缚女性，甚至窒息女性生命的理学是宋代肇始，到明清更变本加厉。宋理学首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灭绝人性的主张，到明清便发挥到了极至，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必须指出，尽管宋代崇儒，但它学术自由，哲学兴旺，人的思维活跃，是魏晋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道佛与儒并行，甚至连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其思想中有许多佛老的东西。因此宋代对女性的禁锢没有明清那样严酷。像上举儒学以外的小说类目不仅单立了女性的类目，而且还是以肯定热情的笔调去写她们的。这在明清是不多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