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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广记》的分类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官方宗教文化形态 从官方宗教来看，《太平广记》首列道教五类，道教以神仙为最高贵，神仙境界是道徒们终生追求的理想境界。道教的神仙境界又以“不死”“享乐”为目的，他们要长生，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享乐。如果像佛教那样禁戒人的一切生存欲望，为修得来生的幸福，而让此生受尽艰苦，道徒们还有哪一个愿意长生成仙呢？与其说道教修炼以期飞升是一种浪漫的幻想，还不如说道徒们千方百计炼丹服药以长生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南北两宋君主之所以崇奉迷恋道教，是因为道教能使他们无限的享受他们所能享受的一切。《太平广记》是李昉等奉敕编纂的，首列“神仙”不仅迎合了封建帝王，同时揭示出普通人的生存的实质。 道教像儒学一样讲究上下尊卑，但不分别男女，也不象佛教提倡禁欲，所以在道教神仙世界里，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女仙常常以她们的美丽动人，温柔多情而引起人间男子的向慕。《太平广记》在“神仙”类里抽出“女仙”，表现了宋人对道教神仙世界男女平等、自得自乐的憧憬和向往，也从侧面表现了编选者对宋代理学歧视女性，提倡禁欲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道教提出“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⑤的思想，既能为满足统治者的私欲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道教的神仙境界事实上是无人能达到的，它只不过是树立一种理想的境界，让道徒们有所寄托，有所追求，因此在“神仙”、“女仙”之后，又列有“道术”、“方士”、“异人”。 佛教所追求的境界是成佛，进入天堂，即使成不了佛，也要苦苦修炼以求来生。佛教作为官方宗教，它需要一套系统的理论，佛教的理论就是“佛经”。佛教最看重“佛经”，尤其是《金刚经》。“佛经”中的宏论巨旨需要人去宣传它，弘扬它，这主要靠僧人，故《太平广记》佛教故事的类目就是按这样的逻辑程式编排的，即首列“异僧”，再排“释证”。在“释证”下又附了五小类，在五小类中，首排《金刚经》。无论佛经将得如何有道理，但佛教毕竟是“苦行僧”的苦苦修炼，他们舍近求远，以求来世，与人的本性相距甚远，难以让人深信于是以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与人有切身关碍的事来震慑民心，并拿历史上的君王大臣曾应验了事例来警世人。在佛教这样的思维逻辑影响下，《太平广记》分出了“报应”、“征应”等类目，并在“征应”下特立“帝王休征”、“人臣休征”、“帝王咎征”、“人臣咎征”等小类，这叫人不得不信。民间百姓对命由前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深信不疑，故《太平广记》又立了“定数”、（“婚姻”）、“感应”、“谶应”、“再生”、“悟前生”等等类目。 儒学是入世之学，讲的大多是为君为臣的大道理，孔子非常看重人的品行学问，讲究文行出处、道德文章，出将入相要贤豪武勇。宋代崇儒，虽然社会开放，其它学术兼行于世，但儒学必为正宗。《太平广记》的编选者本为朝廷命官，业儒修史，编书立目，当注重儒学。《太平广记》的分类亦体现出李昉等人作为儒臣的职责。“名贤”、“廉俭”是以品德而论，符合儒家为官重要目标；“气义”、“幼敏”、“俊辩”、“器量”是以先天禀赋而论，亦为人臣的重要条件；“贡举”、“铨选”、“职官”、“权倖”属典章制度，“知人”、“精察”则是用人的要求，“将帅”、“骁勇”、“豪侠”是对武将提出的标准，“儒行”（“怜才”、“高逸”）则体现儒士“穷则独善”的处世态度。可见这些类目全是按儒家上层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立的。魏晋是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佛道兴盛，玄学崛起，并成为显学。在玄学盛行的魏晋文士好饮酒，尚清谈，任放诞，率性而为。一些大名士常常聚集在一起饮酒作诗，品评人物。《太平广记》中将人物分为“酒（酒量、嗜酒）、食（能食、菲食）交友、奢侈、诡诈、谄佞、谬误（遗忘）、治生（贪）、褊急、诙谐、嘲诮、嗤鄙、无赖、轻薄、酷暴等类目，不仅真实地反映魏晋时代的人物面貌，而且也透露了宋人对此有着特殊的兴趣。 如果把儒释道的类目作一简单的比较，不难发现：官方三教对女性有着绝然不同的态度和感情。道教无性别歧视，甚至更看重女性，他们在“神仙”中抽出“女仙”来，把女仙与男仙并列表现出解放的性别观念。佛教虽也另立“婢妾”、“婚姻”等类目，但它是作为反面材料来证明诚心奉佛应禁欲戒淫，因为佛徒们认为“万恶淫为首”，不过佛教的禁欲包括男女两性。而儒家则完全不同。儒学是以男性为中心，是男权主义。儒学提倡男尊女婢，排斥女性。《太平广记》中的儒学类目充分体现了男权中心论倾向。如单列“妇女”一类，在“妇女”下又分出“贤妇”、“才妇”、“美妇人”、“妒妇”、“妓女”五类来，前三类是以男性喜好为标准的类型，后两类则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妒妇”是封建社会休妻的“七出”之一，“妓女”则身为下贱，供人玩乐，故附末端。 （二）原始宗教文化形态 从原始宗教来看，从“梦”以下直至“蛮夷”的三十一类，除了“再生”、“悟前生”属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外，其余均属原始宗教文化形态下的小说类目。原始初民认为“人死成鬼”，而使他们产生人死有鬼观念的直接因素是“梦”，他们对梦中活动的情境不可能像今人一样做出科学的解释，而是认为人睡着了，灵魂离体而去进行着各种活动，由此推导出人死之后，灵魂也就离开尸体在继续活动，于是“有鬼论”就产生了。《太平广记》的编选者首标“梦”，并在“梦”下又附上“鬼神”、“梦游”，这是沿用原始宗教“人死成鬼”的传统观念。这样以来，“梦”便成了勾通人和鬼神的“中介”。作为人和鬼神的“中介”，除了“梦”之外，还有“巫”， “巫”通过作法与鬼神相通，所以《太平广记》的编选者在“梦”之后又列有“巫厭”。有了“梦”和“巫厭”的勾通，于是“幻术”、“妖妄”、“神”、“鬼”、“神魂”、“妖怪”、“精怪”、“灵异”等等也就应运而生了。既然他们相信“人死成鬼”，于是“祖先崇拜”的观念，“祭祀祖先”的习俗也就随之形成了，《太平广记》中的“冢墓”、“铭记”两类就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如果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平常说“鬼神”、“妖怪”或“精怪”是单独出现的，而《太平广记》却细加区分，在“鬼神” “妖怪”的同时又列出“神”、 “鬼”、“神魂” “精怪”、“灵异”等等的类目来，这说明它们的意义不尽相同，意义各别。原始初民的“有鬼论”在魏晋人的小说中，仍然是以此来证明鬼乃实有，但宋人收集这些鬼故事，就不一定是持此观点。宋代哲学兴盛，派别众多，他们常常对人做出哲学的思考，《太平广记》产生在宋代，属官修四大文化典籍之一，它把许多类似的概念细加区分，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梦也好，鬼神也好，都是人类的活动和延伸，对梦及鬼神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对人类的关照，所以在原始宗教文化形态下的类目中仍然把人摆在第一位。 在“人死成鬼”的观念之外，还有“自然神”的意象和“万物有灵”的观念。原始初民由于生产力的极为低下，他们对自然界一无所知，认为这世界是由神来主宰着，在对各种自然灾害无力抗拒、也无法认知的情况下，便产生了“自然神”的观念，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石、泉、水，奇物、杂宝等等的背后都有着神在撑护着，或者是神的载体。《太平广记》中的雷、雨（风、虹）、山（溪）、石（坡沙）水（井）宝（金上、金下、水银、玉、杂宝上、杂宝下、钱、奇物）等类目，就体现了原始初民的这种古老观念。“万物有灵”的观念主要反映在对动植物的分类上。如“草木”却要分辨出“异木”、“木怪”、“花卉怪”、“药怪”、“菌怪”；“畜兽”类中的“牛”，又要细分出“牛拜”、“牛偿债”、“牛伤人”、“牛异”；“水族”类又分出“水怪”、“水族为人”、“人化水族”等等，在动植物的故事中，作者和编选者都极力表现它们，尤其是飞禽走兽，犹如人一样，都有灵性，有感情。它们知恩报恩，有怨报怨。如《太平广记》中的《蛇三·檐生》《禽鸟一·鹦鹉救火》就属此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