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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中国风俗特性，批评保守主静风习 蒋观云一方面引进西方学说，一方面反思中国的风俗文化。在《海上观云集初编》之“风俗篇”中，他对中国的风俗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风俗的突出特点是据于农耕文化的主静保守风习。他说： 中国之俗，略可言已。安田里，重乡井，溪异谷，别老死，不往来以为乐者，中国人之俗也；欧洲人则欲绕游全球，奇探两极，何其不向类也！重生命，能屈辱，贱任侠，而高明哲是非然否，争以笔舌不争以干戈者，中国人之俗也；而欧洲人则知心成党，流血为荣，争宗教杀人无算，争国政杀人无算，何其不相类也！［8］ 借助中欧对比凡十余类，旨在说明中国人体现了农耕保守主静怀古忍让等特性，而欧洲人则正好相反。其文风痛快淋漓，体现出维新派的风格。这种用中欧风俗的对比来表明作者对中国风俗的理解方法，具有那一时代的特性。后来陈独秀、梁漱溟等人阐述中西文化的差异时，采用了这样的模式。今天看来，这种表述有些简单化。但在当时，这种比较文化学的研究及对中国风俗的认识，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具有一种爽朗的学术风格。 在对中国风俗特性的探讨过程中，蒋观云部分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思想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学说避免了食洋不化、体现出中西融通的特征。 “风俗”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汉代班固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对“风俗”进行界定：“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9］应劭《风俗通义》曰：“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10］古代学者将“风”与“俗”分开阐述，说明具有自然性质的“风”是习俗发生的现实条件，而“俗”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适应与文化创造，具有人文性的特点。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商鞅之辈，主张根据需要移风易俗，以改变风俗中那些不适应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成分。这种移风易俗的观念为蒋观云所接受，他将风俗视为社会改造的物化对象。 蒋观云在《海上观云集初编》里说：“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风俗也。”即“风俗”是“国之精神元气”，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论及风俗的形成，他说道：“人者，血肉之躯，缘地以生，因水土以为性情，因地形以为执业。循是焉而后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谓之曰‘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谓之曰‘风俗’。”这便综合了古人的风与俗的论述、将自然与文化合一起来，由此形成了他对风俗的基本理解：人心是风俗的寄生之所。 风俗有何特点呢？他说：“天下之至难变者，则风俗已，一事也，往往起点于数千载以前，而沿用于数千年以后……既已辗转因袭、深根固柢。”［8］他认为风俗是长期形成、代代传承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现象，因而成为“天下之至难变者”。同时，蒋观云也揭示了风俗的变异性：夏之俗、商变之，商之俗、周变之；变也是风俗的本质所在。风俗难变、影响人心尤大，这足以引起改革者关注；然而，风俗还是有可变性。于是通过变俗来改变社会就成为可行之事。 在冷静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风俗思想和风俗特征后，蒋观云突转笔锋，对中国民风民习的弊端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他猛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其造成了阿谀奉承的恶劣风习：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富、贵之权力都由统治阶级掌握，统治者重用的人，往往是那些对他们屈服、谄媚的愚者和不肖者，而不用统治者“无以制之”的智者和贤者，贤者、智者也会遭到愚、不肖者的排挤。蒋观云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的政局“非头童齿豁，委恭癃病之人，不居高位，而非承风迎旨献勤取巧之人，不据要津”；专制一统社会中，富贵只属于君王一人，“士（指愚、不肖者）但揣摩迎合，投上所好以博利禄而已”，其后果就是造成社会人才衰竭！其数千年的恶性循环，则使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大大降低，无益于社会的进步。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国民成为封建君王的奴隶，由此养成了奴性十足、萎靡不振、顽固守旧的民族性格，这也正是他要改造的受风俗影响的国民性格。 蒋观云把中国文化的病根指向风俗、尤其是祖先信仰风习。在《四岳荐舜之失辞》中他指出，四岳推荐舜作首领只是因为舜“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凭这点并“不足以正南面正万民……中国崇拜祖先之风俗盖自唐虞时而已然，故禅让者，关一国之大事，而当时之典礼，则曰受终于文祖，盖隐然含有家族之意味”。言词中蕴含着蒋观云对中国崇拜祖先的风俗伦理的批评。敬祖往往与保守一致，因此蒋观云对此甚为不满。 进而，蒋观云批评了中国人的敬天观念。他认为，人们万事委天数、认为天是主宰、人是天的奴仆。《海上观云集初编》“正例篇”指出，蚩蚩之民，未尝推索人事之原理，把富贫、贵贱、通穷之理归之天、归之人、归之地，进而产生了“气运之说”、“体相之说”、“堪舆之说”。这都是迷信、术数，是蛮野之国的产物。蒋观云接着比较了“天行”与“人治”之优劣，得出结论“任人治者昌，任天行者亡”，号召人们摆脱迷信、不要做天地鬼神的奴隶，相信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所谓气运、体相、堪舆之说，乃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传统的风俗都在其扫荡之列了。 蒋观云批评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三大陋俗：吸食鸦片、八股科举和妇女缠足。他在《中国兴亡一问题论》中指出，鸦片鬼“使我种人气色灰败，志气隳丧者也”；八股先生“使我种人蹐跼佝偻，俯仰不扬者也”；缠足妇人“使我种人气血天伤，肢体残缺以害传体者也”。这三大恶俗的后果非常严重：“数十代数百年之后，举全国之人，无一非病夫，无一非鬼状，而万国将置我于博览会中，以供其玩笑”，最终遭致“种之祸”。在蒋观云看来，这些陋习足以亡国灭种！蒋观云深为不满的是某些习俗带来的民性的柔弱，因人性柔弱而丧失竞争力，这与他深受其影响的进化论思想密切关联。他在诗作《闻蟋蟀有感》写道： 蟋蟀鸣，秋风凉，丈夫入世当为兵。支那男子二百兆，坠地皆喜儒之名；儒冠儒行儒气象，坐令种族失峥嵘。 蒋观云在诗中，把中国人的柔弱归于倡导儒学的结果，并概括说：“东方之国，好服长服，以拱手无事为上，此其所以弱也。”总之，中国的民风都是传统习俗影响的结果。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柔弱之气，蒋观云极力主张推广尚武精神：“我国人欲避弱之为害乎，则非以军人之气魄，军事之精神立国焉不可也。”这是当年国力虚弱背景下的一种振兴理念。蒋观云对现实的关怀强烈，但他似乎过多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而民众之儒雅崇尚本为文明传统，本身岂有罪过？一国之兴衰固然与民风有关，但是统治者及其统治制度却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蒋观云把中国的积弱过多地归于风俗，有失偏颇。 在当时，中国之衰败还由于列强侵犯和政治腐败所致，把“种族失峥嵘”归于“儒冠儒行儒气象”，这是不合适的。但在当时，这种认识代表了受西方进化论影响的一些中国学人的看法、认为这是物种竞争、适者生存：“滔滔世宙，茫茫人事，将永无太平之日乎？则陵者自陵，谷者自谷，但有得失，一无是非。”［8］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见出蒋观云受进化论学说影响的价值观向度。 蒋观云对中国风俗以批判为主，旨在拯救日趋衰败的国势、唤起民众精神，为生存而竞争。批判奴性与陋习、唤起刚性的国民性格，是蒋观云对中国民俗历史与现状评价的主调。在引进进化论的学说、批判中国社会风俗的过程中，蒋观云强国兴国的风俗学思想构架便清晰地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