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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权建立后，其祀起初是一个周秦传统的祀典与鲜卑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魏书·礼志》： 太祖(珪)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帮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祭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很明显，拓跋珪一称帝就归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这是中原古来天子的共神;而继黄帝之后，不仅意味着种族认同，更是帝德传承，于是北方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正统”政权。 但早期祀典中颇多鲜卑旧礼，如郊天，太祖西郊，则与周秦祀典之南郊不类，但天兴二年便转为“亲祀上帝于南郊”，把原先对西方故乡的恋情也割断了。又如祭坛上的神灵，原从食者有一千余神，可谓杂乱，且多为胡神。孝文帝厉行汉化政策，祀典据《礼记》费了一番斟酌。他要求祀典合力于古礼，曾召集臣下讨论《礼记·祭法》篇及郑、王注文异同问题，这种严肃的态度表明孝文帝是要在祀神大典上绝对合于传统，做到“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这“文”这“本”都是指儒家经典。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诏：“国家自先朝以来，饷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魏书·礼志》)他汰去的小神是民众普遍祭祀的神灵，而留下的仅能传统祀典中的神学骨干，祀典真正归于“正典”了。 孝文帝还主持一场规模盛大的帝德讨论，这是关系到国家接受怎样的文化传统，关系到南北对峙的历史哪一方是正统的问题。有趣的是，北方同南方一样，都把自己列为正统，斥责对方为僭伪。这种观念虽然自我中心色彩甚重，且对抗性强，但双方都把自己列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都向往着大一统天下，这正是民族精神的可贵之处。北魏政权认为自己是正统是没有疑义的，但帝德是承前秦之后，还是承晋后呢。当时高阊等人的滔滔宏论，显示出对中原神话传统的精深研究与把握。孝文帝从实行汉化的立场出发，选择承晋金为水德，是又一种神话接轨。 北朝各族政权采用传统祀典接受五德转移学说，将南北统一在共同的神祗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三、皈依同一祖先 南北同为炎黄子孙 北方民族融合是以认同共同的神话先祖为最终标志的。祖先本为一族的血缘标记，可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识别，与真实血缘统系无涉。认同同样的天地神祗并不能表明是同一种族，而共奉祖先却毫无疑问是认为同为一家。中华民族的统一不是种族血缘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之祖，而只是一种文化之根。中国民族神话的核心有两个：龙与黄帝，后者更为重要。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是各种族对中华民族归向的标尺，它集中体现为礼书之五帝德与帝系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建立的古代先祖谱系。这个谱系既是一座熔炉也是一个磁场，它敞开胸怀拥抱着投奔者，一旦被接纳，每个成员都打同样的标记，每个人都会以背叛这伟大的先祖而羞耻，并以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而自豪。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对后来匈奴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影响。夏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是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的正宗嫡传。司马迁这样写肯定是有传说和记载作为基础的。匈奴后来与汉室通婚，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密切。汉与匈奴尽管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但和平的力量始终在起作用。因为有禹后与汉宗亲两个重要历史渊源，汉匈间的融合变得十分自然。从前者看，汉匈是兄弟，从后者看，汉匈是亲家。所以，北朝时匈奴各部与汉融合都是基于以上两个前提，其中一个是事实，一个则是神话传说。 刘渊是典型的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贵族。他认为，没有汉人的拥护，尽管实力强大，也是难以称王的。他说：“没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故不建匈奴政权，而建汉政权，泯灭汉匈界线，理直气壮地作了天子。 刘氏匈奴之后，铁弗匈奴一支的首领赫连勃勃不满于刘渊以汉朝为是，他要绍夏后氏之统，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他雄心勃勃，说“朕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口不离大禹，言不舍大夏，仿佛大夏王朝的基业，在经历夏桀之败之后又复兴于北方。赫连氏熟知华夏古史，其作答刘裕书，使南朝皇帝自叹不如。铁弗匈奴不仅自称为华夏儿女，同时是华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