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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湖辞赋之学与《楚辞》传播 战国与秦王朝统治时期，烽烟四起，弦歌弃绝，风骚委地。血腥的战争取代了优雅的歌舞，中国古代的艺术文化遭到了摧残。或许，西部的陵墓营建十分忙碌，气势也十分宏大，但是，倾天下之财以为一人死后独享，这种野蛮不应该因为我们现在的旅游景气而忘却。当楚人建立起“张楚”政权，同时，也把豪壮而悲凉的楚歌弘扬。他们同样对万世基业深表忧虑，但不再企望土质的金戈铁马能够挽救垂死的命运，他们选择心灵表达，选择优雅而豪壮的歌舞，让永恒之念变成不朽的诗章，这或许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区别。武力不是万能的，汉初的社会选择了休养生息，这是一项充满人道的举措，也就基本铸就了汉文化的人文特征。汉初的统治者不再把专制统治作为根本选择，这样，文治的成就开始凸现。 刘邦项羽的楚歌都唱得好，无论是《大风歌》还是《垓下歌》，都是雄健而悲凉的，他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真实人生感受的体验。成功者忧虑无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不相信他的江山传万世以至无穷。而力拔山的英雄也垂泪对美人。这种楚歌的吟唱使汉王朝在其初期带有浓厚的楚文化特质。 将这种楚风鼓起来的却是东南与太湖流域，而不是荆楚故地。班固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这就是说，《楚辞》就是因为吴地的学者的传承才流行于世的。如果说秦火以后，《诗经》是齐鲁三晋的学者所传，《楚辞》则由东南与太湖流域的学者所传。东南与太湖学者不仅传《楚辞》，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赋体，开创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式样，厥功甚伟。 这其中，吴王刘濞起了重要作用。汉代的制度与秦不同。由于秦灭诸侯，遭到强大的反抗，最后推翻秦王朝的，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六国贵族后裔的复辟。汉选择部分分封，是在臣下的分土愿望强烈的背景下出台的。要评价汉初制度的得失是困难的，但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吴地的经济在刘濞的统治下很快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是相对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沉重的赋税负担。吴地在煮盐铸铁自由的背景下，成了十分富庶的地区，富比天子。财富积累了，门客也联翩而来。所以，诸侯门下又恢复了战国时期士人云集的状态。 《汉书•邹阳传》：“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事吴，皆以文辩著名。”显然，这是一个有规模的文士集团。传《楚辞》者主要两大侯国，一为淮南，一为吴国。邹阳齐人，观其后《狱中上梁王书》，则见《楚辞》之风，不仅用典多似，而含冤之声，忠诚之义悉同。而严忌与枚乘则是《楚辞》作家和汉赋的开创者。起初，三人同扶吴王，后吴王反叛之心渐显，邹阳、枚乘均上书婉谏，吴王不听，于是，三人即奔梁国。 枚乘曾为吴王郎中，吴王欲反，枚乘上书力谏，文采斐然，析理精当。其中精彩者如：“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显然，这是一种战国策士的文风。可惜，吴王还是不听。于是，枚乘作《七发》之赋，欲警醒吴王，不要在危险的路上走得太远。 《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太子奢靡淫佚，邪气外侵，病体怏怏。客说七事以启，或游览，或观声乐，或观涛，而竟以妙言要道打动太子，使其大汗淋漓，霍然病已。《七发》最后讲道：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也天下要言妙道也。 如此要言妙道，是为了让人万不失一，显然，这一下就把赋体定位于劝勉的范畴。赋便不是一般的抒情达意的工具，而是用于进谏，尤其是下对上的规劝。然而，由于上下身份的差异，这种规劝又必须是委婉的，因此，这就是后来赋体“劝百讽一”特征的雏形。枚乘开创了汉大赋的传统，成为汉赋体制的奠基人。 枚乘的《七发》不仅开创大赋新体，其中的楚太子和吴客的对话正反映出吴楚文化的关联。尽管这个楚太子为虚拟，但吴楚关系在赋里也是最清晰的表述了。据《汉书•荆燕吴传》载：“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赋中则言楚太子，其中讽谏十分明显。 当时同在吴王门下的还有庄忌。他们因吴王不听所言，便一起到梁王府上去了。而“梁客皆善属辞赋”，又是一个辞赋中心。梁王带着这批人上朝，司马相如看见，高兴坏了，见到了知音。可见，当时侯国的辞赋创作比朝廷繁荣。 庄忌本名严忌，东汉人避明帝讳而改严为庄。据《汉书•艺文志》载，庄忌有赋二十四篇，今存《哀时命》一篇。王逸说是哀屈原之不幸而作。《哀时命》开头就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遇时。”其表现手法一般，但其独特意义在于接贾宜所继承的不幸文士的牢骚情绪，把《楚辞》的这种精神传下去了。《哀时命》是一种模拟，而其意义也在模拟，因为模拟而形成风气，促进了楚风流行及《楚辞》的传播。 这个吴王门下的吴人主体辞赋集团在梁王府里进一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楚辞》的传播和汉赋的发展。汉武帝听说枚乘的大名，想见他，可是，枚乘死了。枚乘有庶子枚皋，能为辞赋，被招入宫，大得其宠，作赋百余篇。严忌有子严助，善对策，得汉武帝宠幸，也作赋数十篇。枚皋、严助和东方朔、司马相如成为皇家的御用辞赋班子。 严助还将会稽老乡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朱买臣好读书，不事产业，采樵售卖以为生。好讴歌道中。及见武帝，为说《春秋》，言《楚辞》。武帝甚悦之。朱买臣在政事上颇有成就，也为辞赋。汉武帝对《楚辞》和汉赋有特殊的兴趣，亲为骚体歌数阙，显示不同凡响的才华，将崇尚《楚辞》的风气推向一个高潮。武帝曾让淮南王解《离骚》，可这淮南王天亮时受诏，吃饭的时候就交上去了，也太草率。或许淮南王解的那个《楚辞》本子不够完整，甚至就是《离骚》片断。由于中央与淮南王微妙的关系，武帝不可能与淮南王交流太多的体会，太湖流域的这班小臣就成为武帝与之切磋《楚辞》的主流队伍。严助和朱买臣传播《楚辞》的贡献要大于淮南王刘安。似乎淮南子没有自己进献本子，而是朝廷已有《楚辞》本，汉武帝请他解释解释。今天我们见到的《史记》、《汉书》关于《楚辞》的三次最早的称谓，只跟吴王濞之门客枚乘、严忌、邹阳和武帝朝中的严助、朱买臣相关联。所以，吴地学者是《楚辞》的第一批传承者，而武帝则是在朝中大力提倡而形成崇尚《楚辞》的风气的。另外，《汉书•王褒传》称：“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颂读。”显然，武帝故事包含两方面，一为六艺群书，一为《楚辞》，可见《楚辞》在汉文化全盛时期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说北方传承了《诗经》，南方太湖流域则传承了《楚辞》。 太湖流域的辞赋之学为树立汉文化的独特个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逃过秦火的《楚辞》传下来，又开创汉大赋先河，确立汉赋的特质，为太湖学术和整个汉代学术增添了光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