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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玄宗诞节的兴盛及其原因分析 自其生成之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诞节一度在社会上非常兴盛。唐玄宗的《千秋节宴》诗，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每届节日来临群臣相贺万民宴集的盛大景象：“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玉宇开花萼，宫县动会昌。衣冠白鹭下，帟幕翠云长。献遗成新俗，朝仪入旧章。月衔花绶镜，露缀彩丝囊。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18]张说有诗《奉和圣制千秋节宴应制》，亦体现了从上到下过千秋节的盛况：“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赤光来照夜，黄云上覆晨。海县衔恩久，朝章献舞新。高居帝座出，夹道众官陈。槊杖洗清景，磬管凝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镜抱仙轮。何岁无乡饮，何田不报神。熏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19]而且从《隋唐嘉话》中对“承露囊”的描写可知，“结承露囊相遗”也成了一般民众普遍参与的活动。[20] 史书中对于唐玄宗数个诞节的庆祝活动有一些并不详细的记录，但从中可见宫廷中的诞节盛况： （十八年）八月丁亥御花蕚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以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 （十九年）八月辛巳，以千秋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二十三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御花蕚楼，宴群臣御制千秋节诗序。时小旱，是日大会雨，百官等咸上表贺。 （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张九龄有《贺论三教状》） 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帝御广达楼，宴群臣，奏九部乐，内出舞人绳伎，颁赐有差。……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宣敕曰：“今兹节日，谷稼有成，顷年以来，不及今岁。百姓既足，朕实多欢，故于此时与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宜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 （二十四年）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録》，上之，上赐书褒美。[21] 诞节里往往还有歌舞杂技之戏，格外增加了热闹气氛。据《新唐书》记载：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22] 而据陈鸿的《东城父老传》，诞节里百戏更是丰富多彩。《东城父老传》的传主贾昌是宫中鸡坊的负责人，他亲历了唐玄宗诞节的繁华。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通过对比的写作方式来突显贾昌指挥斗鸡的风采，无意之中却留下了有关千秋节歌舞百戏的珍贵记录： 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大合乐于宫中，或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至日，群乐具举，六宫毕从，（贾）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袴，执铎拂导群鸡，叙立广场，顾盻如神，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低昂不失。胜负既决，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抵、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敎猱扰龙之徒欤？”[23] 可见，每届千秋节，宫中有斗鸡、角抵、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等各种杂技活动，供人笑乐。 千秋节一度是如此兴盛，以至于盛景变成往事之后不由人痛心感叹。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顾况的《八月五日歌》、戎昱的《八月十五日》、王建的《老人歌》、张祜的《千秋乐》[24]等诗中都充满了对“率土普天无不乐，河清海晏穷寥廓”的千秋节的怀念，这同样反映了唐玄宗诞节一度兴盛的历史事实。 正如前面已述，唐玄宗诞节是一个建构型节日，以唐玄宗诞辰为节、令举国同庆，乃是国家颁布的一项政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宗诞节的兴盛是此项政策得以较好实施的结果。又因此，此项政策得以较好实施的原因也便是唐玄宗诞节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根据政策学的研究，所谓政策实施（或称为政策执行），就是按照已经确定、公布的制度规范和行动方案去采取具体行动的过程，它是将政策文本化成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重要活动。政策实施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惟一途径。没有实施，制定出来的政策只能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政策过程重要一环的实施，其结果到底如何，要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娄成武、魏淑艳在其《公共政策学》一书中非常正确的指出了影响政策实施的若干因素，即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政策结构的合理性；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国家能力；适宜的政策环境；政策本身的可操作性和连续性；政策实施中损益关系的合理化；畅通有效的信息沟通能力；政策资源的投入程度等等。[25]我们亦主要从上述几个方面阐释唐玄宗诞节兴盛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