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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林诺斯基还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此刻要由马林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 英国古典人类学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原本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方面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的记述;一方面是有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泰勒和弗雷泽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洋洋洒洒引用的资料都是别人记录的,这就形成了业余的资料员与专业的理论家的分工格局。在1898年,哈登率理福斯(W. R. Rivers)、赛里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然而其资料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后,人类学界兴起实地调查之风,但是,标志性成果的出现需要时间和机遇。在这个期间,相对比较重要的民族志是理福斯在1906年出版的《托达人》。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也依靠的是翻译。 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他写道,在(哈登这一辈)专家以“调查工作”为基础的某些成果中,我们看到了部落组织的一副精致的骨架,但它却缺少血肉。我们对其社会的框架了解很多,但在这框架内部,我们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的真实流动以及在节日、庆典中偶发事件的波澜。学者可以利用搜集来的文献或实物证据及土著人的陈述达到对于土著风俗的规则的条理化,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条理化与真实的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所有的结论都仅仅建筑在被询问者陈述的基础上,或仅从客观文件中演绎而来,而不能用对真实行为的实际观察来加以补充,其缺陷是严重的。因此不难理解,那些长期居留在土著中的人士,例如有文化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医疗人员和官员、尤其是一部分对民族志卓有见识且不怀偏见的传教士的某些著作在鲜活性和生动性方面远远高出于大多数专家民族志的“纯科学性描述”。这些业余提供生动的民族志报告的人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在生活上与土著长期接触,因此有一些亲眼观察的条件。马氏认为,人类学家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 马氏认为田野作业的目标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7] (P18)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白人保持距离,而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他说,居住在村落里,没有别的事务,只是追踪土著人的生活,你就能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你就能得到土著人实际地倚之为生的信仰的实例,你就能判别某一事件是普通常见的还是激奋异常与独一无二的,土著人参与此事时是敷衍塞责、无动于衷还是积极热情、自觉自愿的等等。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 从住到土著村落之中到进入自然的交往状态,当然需要一个过程。马氏在“导论”中介绍说,他在安顿到奥马拉卡纳(Omarakara)之后不久,就开始积极加入到村落生活之中,去期盼重大的或节日类的事件,去从闲言碎语以及村落日常琐事的发展中寻找个人乐趣。当他在村落中漫步时,他能看到家庭生活的内在细节,梳洗打扮、烧火做饭、入食进餐的内在细节;能看到当天工作的安排,看到男男女女忙于手工制作,争吵,说笑。这些通常很琐细、偶尔具有戏剧性但却总是有意义的事情,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氛围,一如构成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氛围。当土人们每天经常地看见他,就不再因他的出现而好奇或警惕、或弄得忸怩不安,他也不再是他将要研究的部落生活的一个干扰性因素。 与询问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马氏称之为“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其中包括很多内容,诸如:一个人整个工作日中的例行事务,他照顾身体、进食以及准备食物的方式等的细节;围着村中篝火谈话和交际生活的作派,强烈的友情与敌意的表现,人与人之间同情与厌恶之情的传递等。所有这些事实都能够而且应该得到科学的整理和记录。这些实际生活中不可测度然而极其重要的事实,乃是社会组织的真正实质的一部分,其间编织着数不清的维系家庭、宗族、村社、部落的线索,那么,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就会不言而喻。 马氏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他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Kiriwinian)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可是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随着他的语言知识的进步,他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在达到这一点之后,他很快认识到,由此他同时获得了一份丰富多采的语言学素材。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阿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没有做到的,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对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2] (P307)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田野工作的一个技术要求是坚持做详细的笔记(fieldnotes)。马氏认为,民族志日记应该系统地贯穿于考察的整个过程中。要记录土著的行动,也要记录土著的观点、意见和说法。要记录常态,也要记录特例。既要记录直接的所见所闻,也要记录模式化的思想行为,还要做图表、纲目。他甚至提到特别微妙的经验之谈:在村子里发现某些琐碎的事件,人们进食、交谈、干活的特别方式等,反复出现,就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在一进入社区考察时,就尽早地记录各种印象,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些微妙的特征在新奇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被忽视。田野笔记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保证研究者诚实、客观的职业伦理问题,所以后来特别受到专业教育的重视。 马林诺斯基特别强调了民族志的可信性所赖以建立的真诚性和透明性:每个人在田野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或有不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你都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马林诺斯基把这界定为方法上的真诚问题。举物理学这样的比较严格的科学来说,科学家在撰写实验报告时都会对全部实验安排做出详细描述,都会对所使用的仪器、进行观测的方式、观测次数、观测所花时间的长度、每次测量得到的近似度数等做确切说明。①对于民族志,这类数据的坦诚说明或许更为必要,但不幸的是,以前这类说明是根本不够的。在已有的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或段落向我们介绍,作者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观测、搜集信息的。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哪些是由土著人讲述的,哪些是作者基于他的一般常识与心理领悟而推论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作者。反过来说,如果作者要我们相信他的著作,他有义务让他的研究过程与方法对读者来说是透明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斯基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