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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微信书写的出现，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如下特征的转变：人们基础生活开始遭遇到频频的颠覆；现实社会生活功能紧迫性的改变在倒逼着社会结构的种种转型；网络式平面化世界的日益凸显；信息的网络搜索而非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常态；移动互联致使时空碎片化；去中心化生活空间形成；金融驱动消费时代到来；微信群上的点击互动、分享鼓励成为一种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与一种虚拟空间的群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更为突出和真实。对人类学家而言，这种状况预示着一种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它是基于文化转型的一种觉悟。 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之为“时代”的时代，都会为一种技术与工具的特征所浸染，并以此技术和工具去命名这个时代，以体现其之所以被标志为一个时代的特征。诸如我们读世界史所耳熟能详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化时代，乃至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对当今世界而言，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一场悄悄来临的革命。它对于我们这几代人而言，从最初的好奇，视之为神器和奢侈品，逐渐开始深度地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自身也成为一种谁都无法真正脱离的廉价而方便的生活必需品，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快速的流转，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之人都在日益面对一个全部都在互联网之中生活的图景，这将使得我们所有人可能在未来全部都会被吸纳到互联网之中，似乎无一人可以真正从中逃避出来。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场景之中，微信民族志书写时代来临的真实意义。以文化和日常生活为研究重心的人类学家需要对此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实实在在地来自于对这些技术之于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自我觉悟。 微信民族志时代与知识的转向 毋庸置疑，今天人们从对于互联网的一种最初的陌生、好奇到追捧，已经转换到似乎不得已而为之地要全身心地拥抱、钟情于互联网行业中的各种程序发明，并迅速膨胀到我们日常交往的生活之中。微信便是在此一过程中经由中国人之手而被发展出来，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使得一种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相互联系，转化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虚拟空间，人们在其中更为便利地获取、交流和分享信息。它还使得我们原本极大程度地受到时空限制的信息交流和关系往来，变成一种实时在线的不可能遗忘和丢失的关系。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和任何一个心仪的朋友做一种虚拟时空下的对话交流，分享彼此的观念。由此一种原本不可能的现实生活，转变成为一种可能性的虚拟生活。 当数以亿计的乃至更多的人都借助微信的界面去呈现自我、剖析自我、理解自我、表达自我之时，一种社会性的力量便会逐渐地酝酿形成。人们在这个相比其他互联网媒介更为方便易得的空间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乃至于随心所欲地吐槽，并把这些看法瞬间地转发出去，形成一个又一个微信刷屏的热点话题。而制造和转发微信之人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网红”，这里的“网红”并不意味着好坏的价值判断，也不一定就是社会和文化中要去梳理的榜样人物，他或她的存在和表达只是在于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他或她可以短暂存在，也可以长时间停留，但难以永久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因为一个不断制造出“网红”的网络，在下一个时间段又会很快制造出新的网红，使后者盖过前者，最后使前者消失。在微信的时代里，网红的模式成为制造社会新闻的最为基本的模式，它使得社会的核心价值难于一以贯之地维护，秩序构建因此而成为一种动态的更新。 一种来自最为普通的人的力量对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新界定，曾经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通则规范以及伦理价值，也在通过微信这个空间，借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契机，而加以修正、更改甚至于推翻。一个个特殊的案例在逼仄共识性价值的改变，轰动一时的网红“凤姐”、“犀利哥”，都堪称是这种极端案例的典范。在一个为网络和微信所左右的世界之中，极端案例的报道和呈现成为一种新常态。现在都可以发声的“每个人”，往往来自原来不能够发声的底层小人物群体之中，他们的声音和表达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甚至可能在特定的时候超过其他任何的时代，聚集着无限的力量，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时刻关注于掌上寸许虚拟空间所发生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事件和观点的评述之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文化在发生着一种方向性的转型。对中国而言，由微信群所带动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必将是一个借助微信书写的新途径而构成大众表达的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对中国的人类学而言，这一点似乎更是如此，而且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更为紧迫。 在人人越来越熟悉且有深刻感知的虚拟空间之中，真实地发生了让一向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为之震惊的故事。人类学家曾经的那些研究对象，似乎也在运用微信这种人人可以沟通的技术改变自己的姿态、生活以及命运。尤其是原来相对闭锁的乡村，微信群的建立使这种状况彻底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人类学的田野，也有一部分开始从线下转换到了线上，转换到了语音和视频聊天中，尽管线下的田野仍旧坚固地存在着，但无疑我们再也不能去忽视这种微信空间所提供的田野工作的机会和可能。 对于人类学而言，民族志不过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是对我们实际并不熟悉的人群生活的描述，前提是我们对这个开始并不熟悉的陌生社会，渐渐熟悉到真正能够理解那里人的生活。但如今不同的是，曾经的古典民族志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到现场的参与观察，而今天基于手机微信界面的参与观察，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民族志，而这种民族志在整体特征上可谓是碎片化的而非完整且有系统的。它也许是微信群中瞬间的一瞥而非长期的田野观察，也许是一种过程的体验而非结构性规范的呈现，但由此感悟性的散点式民族志书写成为一种必须。 这些特征也使得一种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模式在发生着一种转向，这种转向的核心便是传统或者古典意义上的系统人类学知识的初步瓦解。由此发声者不是一个，书写者更不是一个，民族志不一定出自专业的人类学家，但专业的人类学家却必须熟悉那些同样在写民族志的人的存在。由此，人类学家将不再是独自一人去搜集民族志资料的、对一个地方人群有似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的系统的民族志书写的作者，或者是对一个地方唯一性的、权威性的、也是终极性的撰述报道人。他或她实际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访客，用类似新闻记者的方式即时编辑并报道出对那个地方人群的观感和觉悟。但不同于新闻记者的是，他们有着一种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视角让人可以切实地感受到曾经的人类学的理论，竟然可以在这一瞬间的微信呈现中找寻到某种田野之中的契合。在未来的微信民族志的实践之中，一种体验的和感受的民族志将会更为发达，而所有这些感受将成为一种共享的知识，启发研究者从更为宽阔和有持续反馈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观感、探究和发现。人类学的知识也变成研究者与报道人同在的一个田野书写的构造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