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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工作有一个既定的程序：首先，全村村民共同探讨本村的文化资源，圈定选题，制定写作大纲；“种子记录员”对村民个别访谈，以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记录；村民就某些主题进行讨论，现场录音或录像；村民绘制本村的文化资源图。 王晓望的努力很快有了显性的成果。苗族村寨摆鸠村在讨论本村文化资源时，村民提出，该村废弃已久的斗牛是本村的一项传统文化，应当恢复。于是在记录员范锡彪的组织下，家家户户出钱出力，全村508人，用4天时间修建了斗牛坪。 去年农历九月，摆鸠村举行了盛大的斗牛会，邀请了邻近18个村子、两万多人前来参会。这次斗牛会开得十分成功，既为本地人带来了欢乐，促进了各村之间的往来和友谊，又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王晓望认为，摆鸠村的模式或许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以文化为基础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从江的失望与希望 在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发展经济时，从江太需要外人来为他们指点迷津，王晓望的到来可以说恰逢其时。 从江这个偏居一隅的西部小县，有以侗族大歌蜚声世界的小黄村，有号称“最后一个火枪手部落”的岜沙原始部落，还有60年自然人口增长为零的“中国生育文化第一村”占里，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独特。但是他们一直守着清贫与艰苦，至今人均年收入不到1500元。找不到清晰思路的从江人，在旅游业开发上一直举步维艰。 小黄村和岜沙村沿袭旅游开发模式，在当地开发了旅游业，但形式比较简单，仅仅是肤浅的移植和照搬，如组建一支表演队，客人来了就表演一场，收几百元的费用。当昔日用来抒发情感的歌唱变成了为金钱而进行的机械表演，演唱者很难倾注自己的感情，游客当然也不会为这种应付式的演唱而感动。 在火枪手部落岜沙，当地并无跳芦笙舞的传统，为了开发旅游业，竟然从外面学了一套芦笙舞，专门跳给游客看。他们以为，那就是游客想要看的。 当地的机构条块分割严重，也让从江的旅游业开发很难形成合力和统一思路。如岜沙有两个很小的博物馆，分属旅游部门和文化部门管辖，原本就有限的资源还形成了恶性竞争和瓜分，很难吸引到游客。因此，博物馆大多数时间都是关着的，即使开着，展示的内容也很单一，都是官方整理的一些照片和资料。 而旅游业带来的商业社会的意识却已经渗透到了从江的很多村寨，在小黄和岜沙这种旅游业开发比较早的地方，给当地人拍照，已经是一件需要付费的事，纯朴的民风已经悄然消失。 尽管如此，王晓望还是对从江抱有很高的期待，“相对别处来说，从江的传统民族文化依然较多地保存，是比较丰富和多元的。” 比如，在小黄村模式化的对外表演之外，寨子里一直保留着世代相传的学歌传统。孩子一生下来，母亲就要为他（她）组建歌队，同龄或者年龄相仿的孩子为一个歌队；在他（她）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教他（她）唱歌。每年过年，全村人都要在鼓楼唱歌。“他们说，在游客面前唱歌要带着笑，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假，但是在鼓楼是不用笑着唱的。”王晓望说。 从江各民族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都有祖先崇拜，在娱乐性的传统活动日益衰微之时，信仰方面的传统却依然坚如磐石，各项仪式、仪轨依然十分清晰。“可见一种文化的消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王晓望笑着说。 另一个好消息是，自金融危机以后，出去打工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在外闯荡多年，发现打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手段。但这些早已不事田间劳作的打工者，回乡以后，依然面临着生存困境：他们不会种田，靠什么为生？ “如果唱歌能够挣钱，他们是愿意去唱歌的。”王晓望说。这些人的“乡村回归”，客观上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人力保障。“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过，相比留在本地的老年人，他们有了参照体系，能够更好地了解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