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丰富的地方志文献是一项宝贵的学术资源，该如何使用这项资源?直到今天，人类学界给出的答案并不尽如人意，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即局限于把地方志当做一种史料来源，鲜见人类学与地方志这两种知识形态在知识本体论层面形成对话、交相辉映的作品。而新修的地方志著述似乎也看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延续着就地方说地方的文本风格。 图经与符记 地方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本体裁。按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地方志著作大体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道的最早作品产生于东汉。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地方志的滥觞。东汉以后，从隋唐到北宋，“图经”大盛，到南宋以后，才改称为“志”。当时朝廷责成地方官编写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编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有八千多部。方志著述繁多，前后不绝，体例自然不能划一。 符记这个词对应英文Symbol一词，Symbol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一般译为“象征”或“符号”。沿着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拓展思路，经以英国学者道格拉斯、美国学者特纳等为代表的许多人类学家的努力，沉淀为“符记论”(Symbolism)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基于此丰厚的学术积淀，笔者曾在《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一书中，依托民族志经验材料，对符记理论作了新的阐发：符记呈现为特定的物质形式，但它的价值却在别处，不在物自身。所谓符记，即指承载特定意义的物质形式。譬如，一摞印有墨迹的纸张，它自身不成为符记，而一进入各种价值系统，它就可能变成“著作”、“商品”、“礼物”、“收藏”、“纪念物”、“摆设”、“神圣物”、“法律材料”、“机构文件”、“可循环利用的废品”等等，转化为承载特定意义的物质形式，即符记。在这样的学术视野下，就民族志与地方志即可引申出具备逻辑连贯性的理解维度，即它们分别为基于“民族”与“地方”这两个符记的文本体裁。同时，一种新型的文本体裁——符记图经就此延展开，即一种旨在探求围绕特定符记的诸价值系统的文本体裁。 符记“娲皇宫” 本文所获田野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河北省涉县娲皇宫信仰调查”，笔者于2008—2009年访问娲皇宫三次，田野调查时间总计为8个星期。 娲皇宫坐落在河北省涉县近郊。撇开“娲皇宫”这个名号的价值隐喻，娲皇宫只是一个建筑群落。但作为承载意义的符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即地方性信仰系统、佛教、道教、神话系统以及现代性知识系统。 首先，这个建筑群与当地信仰系统里的超越存在——“奶奶”密切相关。“奶奶”是参与娲皇宫庙会的香客对其信仰对象的普遍称谓，他们将娲皇宫所在的山称为“奶奶顶”;每年春季，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四方信徒从各地赶来，“朝顶”拜会奶奶。对于香客而言，朝奶奶顶、拜奶奶是他们参与庙会的主要内容。按香客的说法，“娲皇宫奶奶可灵了”。奶奶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影响个人生活境遇的力量，是解决不确定性的力量源泉。在实践的层面，“许愿—还愿—许愿”构成香客与奶奶之间的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