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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索引性(indexity)：意义脉络的显现和追溯 “索引性”是常人方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加芬克尔将常人方法学看做是“对日常生活中有组织、有技艺的实践所产生的作为权宜性的、正在进行的成果的索引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研究”(24)。莫汉等人概括了索引性表达的特征，认为它是指沟通结果及所有社会行动的一个特点，即都“依赖对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unstated)的假设和共享知识”(25)。 因此，李猛认为，“索引性”或“索引性表达”在常人方法学的理论中几乎处于最核心的地位(26)。 在“共享知识”这一点上，索引性或索引性表达与“我群关系”有相似之处，但索引性或索引性表达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依赖对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这在日常生活中家人或熟人的谈话中常见。因为他们现在谈的某件事跟他们过去某段共同经历或共有的知识有关系，所以只要一提大家就能知道他在“说什么”。比如当一个人说“今天我去地安门买包子了”，那么知道和去过地安门“天津狗不理包子铺”的马上就会想到： “他去‘狗不理’买包子了”，他有吃“狗不理”包子这样的爱好，或者他是因为他家有人想吃这种包子才去买。前者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因为别的种类的包子在哪里都可以买到，未必非得上地安门的“狗不理”；后者则是因为由此可以进一步做的推测。但这种推测是否正确则需要在双方谈话的进一步展开时才有可能得到验证。由此就带来“无尽的索引性”这一特点。按李猛的理解，这是因为一项表达（或行动）的意义必须诉诸（即索引）其他表达（或行动）的意义才可被理解，而这些被涉及的表达（或行动）本身也具有索引性(27)。 当我们（研究者或访谈员）与被访人开始面对面访谈的时候，由于被访人在访谈过程中通常会使用“自然语言”（即普通人的语言）与我们对话，这样，在很多时候，他（她）会在无意识中将很多话语赋予索引性表达的特点，即将很多语词和概念的意思看成是不用再加说明我们就能理解的。比如2006年笔者在北京西城访问过一个退伍军人，他自述1960年代在某导弹部队服役。这背后隐含的是这个部队当年的赫赫战功和他因此的自豪。当笔者将他们当年的领导和战功一一列举时，就表现了我们对“某导弹部队”这个词背后隐含的意义的理解。这种索引性的揭示让他脸上焕发出光彩。我们的访谈因此得以在这种理解中顺畅进行。可以想见，当被访人叙述中绝大多数索引性表达都能被我们理解和揭示的话，被访人想要表达的并在访谈中贯彻始终的主观意图就不难被发现。而找到这样一种主观意图也等于是把握了被访人话语中的“意义的脉络”。因此，对这种话语索引性的揭示是理解被访人叙述的意义的一个关键，但显然，它对研究者或访谈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索引性”具有依赖“共享知识”或者“对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unstated)的假设”的特点，但不管怎样，它总是需要通过已经表达的话语来寻求发现话语背后的共享知识和未经申明的假设，并经此完成对已经表达的话语的确切的理解。由此引申开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即我们可以在访谈中通过被访人已有的叙述借助某些表达规则去追溯和发掘其未述说的潜台词，从而达致对被访人叙述的意义完整、准确和丰富的理解并作出解释。 构成这些规则前提条件的是对人性的分析。19世纪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和进化论者赫胥黎在其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就已经说过，“尽管传说中的古贤人能用一种冷静而理智的眼光，对舆论是多么的毫不在乎，我却还没有运气遇到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贤人，对待敌意的表示能完全泰然处之”(28)。这种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为“理解何以可能”做了注释。进而，像林语堂笔下的中国人，讲究情面，怕丢面子(29)，因此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和行动中，趋利避害、趋吉避凶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影响到普通人的社会化过程，成为个人“生平情境”一部分，也成为表达规则的前提，并在参与访谈的时候带入访谈现场。 就规则而言，第一条是在访谈中尽量展示自己成功和光彩的一面，回避或者一笔带过自己失败和“没有面子”的一面。在多年的深度访谈实践中，我们课题组访过的被访人数以千计，但是从没有听到一个被访人是将自己人生的灰暗与失败作为叙述的重点，甚至将此从访谈开始讲到结束。即使在旁人看来，他们的人生很失败，他们也要从中讲出亮点来。2003年笔者在北京宣武区曾访过一户人家，被访人是沙眼致盲，老伴刑满释放没有工作，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儿子一家三口和她一起生活，媳妇是外地嫁入的，没有工作，儿子也是盲人，吃低保。但即使这样她还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家从不欠债。当然，回避或一笔带过并不是说被访人没有失败，或者说没有丢面子的事情。2004年夏天我们在浙江调查时曾访过一个78岁的老人，在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差不多有约两个小时是在讲他哥哥的光荣历史（他哥哥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司局级干部），讲他哥哥几个孩子如何考上大学，如何成为成功人士，至于他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都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这个时候，他对何谓成功的看法就一目了然了。在《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我们曾专门谈到访谈中被访人兴奋点的展现。但是如果该有的兴奋点没有被展现，那就很可能是因为被访人在这方面有难言之隐。 规则的第二条涉及到委婉语和隐晦语在访谈中的使用。如前所述，被访人在访谈中通常是用自然语言来叙述，而在日常生活中委婉语和隐晦语在描述不吉利或倒霉之事的时候是大量被使用的。这是因为直接的言说会有冒犯当事人的面子进而得罪当事人的危险。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把这称之为“语言禁忌”（塔布，taboo）(30)。比如1949年前“军统”用“密裁”来指代“秘密处决”，这就是隐晦语的一种用法。除此之外，江湖上也有许多隐晦语（黑话），比如“老大”，本是指帮会的头目，但现在它已经进入到普通人的语言中，用来指代“头头”、“领导人”和“决策者”。委婉语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妇女的月经，通常被称之为“例假”，在北方则被一些女性称为“倒霉”。对这些委婉语和隐晦语的指代意义的了解自然有助于我们去发掘被访人的潜台词，当然这是层次较浅的。 由委婉语引申的是被访人的委婉表达。有时候被访人囿于“家丑不可外扬”，不能直接向访谈员表达他（她）对自己家中某人某事的看法或批评，但是他们又非常想表达，这时他们就会采取委婉表达来让研究者或访谈员体会和了解他（她）的态度。我们1998年在上海郊区访谈时曾听一个年轻的妻子用非常平淡的语气介绍她和她丈夫的家务分工、家里收入分配但没有提及她丈夫的贡献。这显然与常理不合，因为如果两人关系好她一定会说到丈夫的作用，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没有表扬就是批评”，这样的介绍同时也表明了她对丈夫的评价并不高。同样2005年我们在山西农村调查时一个青年妇女曾向我们谈到因为她婆婆不肯帮她妯娌带孩子而两人发生冲突，提及时曾加重语气重复两遍。联想到在访谈中她曾提到她婆婆没有帮她带孩子让她内心很不满，可以认为虽然她未与婆婆直接发生冲突，但是她妯娌的行动一定让她觉得很解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