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小结 本文是在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的背景下对被访人叙述的意义的诠释在何种条件下方为可能的一个探索，因而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意义探究何以是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它可以看做是《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姐妹篇。 “意义”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处于主体间性中的行动者之叙述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则是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理论层面的努力，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努力。本文可以看作是在这两个方面所做的一个尝试。 就访谈本身而言，本文试图在操作层面回答“达致对被访人叙述的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并希望经此能将深度访谈之质量再提高一步。 注释： ①Marshall, C. & Rossman G., Design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thi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1999, p.82. ②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③杨善华：《感知和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社会》2009年第1期。 ④［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⑤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⑥⑧⑨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17-118、118页。 ⑦［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⑩舒茨将“理解”界定为“意义的关联”(correlative to meaning)，因为所有的理解都是对意义的理解，同时所有的理解都是意义。转引自孙飞宇《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社会理论学报》2004年秋季卷，第256页。 (11)参见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2)Tom Wengra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Biographic Narrative and Semi-structured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2001,p.3. (13)(15)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4)Alfred Sehutz, Collected Papers I,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urice Natanson, Martinus, Nijhoff,1962, p.158. (16)［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我群关系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自然态度下，最切近的、最熟悉的行动首先是与他人的面对面的联系。面对面的情景指的是行动者直接面对面的互动，它的本质是同时性与同空间性。在面对面情景中，互动双方的他人取向同时为对方。这就是直接经验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面对面的关系，即我群关系。在我群关系中，我们处于同一情境中，彼此可以接触，双方的意识流通过语言、动作，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符号纠缠在一起，我们“共同成长”，经验到彼此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并不断进行印证与纠正。也就是说，我会通过你的反馈来对我的意识经验进行“注意修改”。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彼此可以直接经验。 (18)(19)(21)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20)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起就通过自身的经验与父母、朋友、老师的言传身教获得认识、界定和适应环境，应付各种事件及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由日常语言和方言的命名而类型化。对个体来说，这样的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类型化知识自童年时代始不断积累，把这个世界既作为现存对象来接受，也作为具有过去和未来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经验储备；后者即是他此后理解社会现象、采取相应社会行动的基础。另外，由于个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哺育起来的，因而他具有特定的欲望、兴趣、动机、性格、抱负、以及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所以，由这些经验和知识构成的经验储备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舒茨称之为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在这里，“生平”系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霍桂恒：《舒茨》，载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孙飞宇在《论舒茨的主体间性》对“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做了一个相对通俗的解释：“主体间性在舒茨那里主要是指沟通，即了解他人。这里的沟通包括两个类型，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一个是社会科学中的沟通。这是两个需要加以严格区分的领域：‘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领域研究：居于生活世界中的一般人所经验到的主体间性领域以及生活世界如何可能，一个人如何能够理解他者，社会是否是客观真实的等等这类问题。’日常生活中的沟通是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社会科学中的沟通主要是指方法论。沟通的方向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我群情境，同世界之他群情境以及前辈、后人情境——这也是舒茨的生活世界得以建构的线索。” (23)孙飞宇：《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社会理论学报》2004年秋季卷，第258页。 (24)H. 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1967。转引自李猛《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5)转引自李猛《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26)李猛：《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7)李猛：《常人方法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28)［英］托马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 (29)参见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30)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转自 《社会科学》(沪)2010年1期第64～70页） 【作者简介】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