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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林诺斯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Kiriwinian)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可是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步，我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阿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没有做到的，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做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Stocking 1995:307)。马林诺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Scholte 1969)。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联系开始的(Gough 1968; Asad 1973)。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Paul 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的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布迪厄(Bourdieu)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拉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他以一组“决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满足的决裂，不仅如此，远不是导致什么私下的坦白，代之的而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Rabinow 1977:163)。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凝视(gaze)、观察(observation)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洁的，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并不是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生有。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为风气，相继出版的杜蒙的《头人与我》(Dumont 1978)、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Crapanzano 1980)、杜外尔的《摩洛哥对话》(Dwyer 1982)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在1984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 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Marcus and Clifford 1985:267)。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作很单纯(纯科学、客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遗憾。正如会议的组织者自我检讨时所说的，此次研讨会上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也没有一篇是从非欧洲的视角看问题的(Marcus and Clifford 1985:268)。这两个话题后来都是人类学的热点问题，女性主义和非欧白人男子中心的民族志给更多的人在世界学术界提供了进入并立足的机会。 同仁研讨会是磨炼思想的熔炉，参会的一些文章经过了较大的改进，如拉比诺的会议论文是“强而有力的作者：图书馆的幻象”(”Powerful Authors: Fantasia of the Library”)，收入《写文化》就改为“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变得更精致了。但是，后来的文集也有一个美中不足。参会的十个人都提供了文章，但是文集只收录了其中九个人的会议论文的修改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