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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送魂与起灵祭词空间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 综上所述，《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丧葬祭词文本的去脉络化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令人困惑。有可能是因为本书译注系从某场在「叫醒死者」仪式时，简化到仅做「献熟」部份的仪式，不做「祭生」；或某场在杀「立坟牛」仪式时，只做「祭生」，不做「献熟」的丧礼吗？前者的室内化倾向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对于少数民族习俗的批判、禁止，而造成人们不大张旗鼓地做室外的仪式，而让室外仪式的空间脉络模糊不清吗？若是如此，后者要如何解释？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来自作者记录的丧礼是基督徒的丧礼，他们不做「祭生」的仪式。但若是基督徒的丧礼，立坟牛仪式为什么会仅有祭生的祭词而没有献熟的祭词，仍旧令人困惑。 另一方面，在《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对牺牲／祭词的选择性呈现外，对于屋前／屋后，屋的低边／屋的高边，卧室／堂屋空间脉络区分的模糊化或简化做法，是否有可能来自自然的社会变迁，房屋形制也跟着改变的结果呢？笔者当然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在笔者景颇山上的田野调查经验中，人们并不会因为房屋形制的改变而放弃他们从仪式使用上对空间做再脉络化的界定。事实上，他们仍然很精巧地用仪式在新的房屋形式中，留下他们如何伦理化其空间秩序的方式。 在笔者观察到的几场丧礼中，并不是每一场丧礼在「抬头牛」与「立坟牛」的仪式与空间之间都发展出如本文上述那般完美的、建立在传统长屋空间基础上相互脉络化的关系。即便在景颇山上，在人们越有财力盖砖木瓦房的形势下，盖横向开展的汉式家屋的家庭也越来越多。在市镇土地狭小的情况下，既有长屋形式的传统家屋更不可及。在汉式横向家屋的形式中，既有由于地形上所造成的高低边，可能完全不存在；不同的是，进出的大门不开在屋的长边的前端，而开在短边的正当中，如一般汉人的房子（如图二）。但是，在山上此类汉式景颇家屋的正门前一定会有较大的空地，而长边中有较大空间的一边就被称之为「屋前」，丧礼中的室外祭坛就如从前的长屋般立于这个「屋前院场」中，立坟牛也在此处杀，室外荣耀死者的丧葬舞也在此处跳。而门前那块空地就成为杀「抬头牛」时杀牛桩树立的，相当于「屋低边地」，的空间。有趣的是，在我看到的此类丧礼空间的例子，立「抬头牛」桩的地方，都在主卧房之前。虽然主卧房与堂屋之间已经没有低边与高边之分，但，「抬头牛」桩总在卧房之室外，而室内祭坛总在堂屋之室内的区辨关系，却完全没有改变。而且主卧房也仍顺着既有长屋前后的逻辑，在屋的「后」方，而不在「前」方。在这整个房屋空间的大变化下，改变最大的是：由于屋的正当中成为堂屋，所以人们或在新定义的「屋前院场」另筑一小房做厨房，另开一小门出入；或是把厨房放在屋的「前」方（如下图二一个最简单的景颇汉式家屋图示）。 图二、景颇汉式家屋略图 也就是说，在景颇山上，即使房屋的形式改变了，景颇空间的伦理关系仍然通过仪式空间的再脉络化，片段、分割地完成。 在德宏都市丧礼空间条件有限的状况下，的确常常不再立室外祭坛。在有足够空间的家庭，室内祭坛仍立于堂屋，让人们有机会围着它跳荣耀死者的丧葬舞。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对习俗的限制逐渐开放后，老人过世时，有条件的人家仍会设法杀牛。在房子周围没有足够空地的状况下，他们就隔着几个房子之外的空地上杀牛祭献。 这种都市丧礼的现状，似乎类似《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所传达的空间脉络讯息。在都市生活状况下，或许他们不再杀「抬头牛」，而只用小的献熟仪式来「起灵」；或许他们仍杀「立坟牛」，但只有拴牛处，而此拴牛处的空间并不传递任何伦理秩序的意义。在都市中的景颇丧礼，虽然仍旧杀牛，但祭词是否完备、在没有任何空间秩序可言的状况下，大约也不重要。就像都市中景颇祭仪专家的处境一般。这或许正是《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丧葬祭词去脉络化的再脉络化意义。 结论 《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中丧葬祭词的去脉络化，在作者没有交代数据来源、脉络与编写方式下，读者无法得知这些祭词是来自丧礼本身的变化，个别丧礼的特殊简化，都市的丧礼，或是作者对某类祭词的特别挑选、运作。但从德宏都市景颇丧礼的现状，笔者设想了一个从都市的角度，再脉络化此丧礼祭词的可能性。笔者在景颇山上参与丧礼，是在1999年。我们可以说，至少到二十世纪结束以前，山上的景颇人，都仍企图通过仪式来展现、伦理化其空间秩序。二十一世纪开始，见证了第一本很难得的景颇祭词译注的书，展现的却是零散的、可有可无的、可以任意选择念诵的祭词，与空间伦理秩序无关的祭词。或许这正为景颇祭词创造一个可以随时、随地、随意表演的全新意义？ 《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丧葬祭词文本从去脉络化到再脉络化，而可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讨论的是：什么条件使得文本可以如此去脉络化的方式呈现？谁做了这个创新的决定？是出版社、译著者、还是社会对于文本化的期许？这个创新背后的考虑或脉络又是什么？在这文本去脉络化的同时，又开始了另外一个怎么样的「文本化」的过程？ 从脉络化研究的角度，作为一个研究景颇的学者看来，这个显示在《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丧葬祭词上的创新，可能是对出版环境、出版单位研究的开始。它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景颇族知识分子如何在古籍出版社的邀约下，文本化他们的祭词；而这样「去脉络化」的文本可能对未来「再脉络化」的影响都是我们必须持续关心的。其中对于属于个人、景颇族知识分子、云南民族古籍丛书、出版社、和整个社会对此类计划之期许力量是我们将要更仔细面对的。也就是说，对于笔者而言，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景颇族所要面对社会现实的一部份。而对于此次会议而言，则提供了一个讨论收集仪式文本方法论的个案。 笔者希望：(1) 本文中所提出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问题，能够成为诸位在做仪式文本收集之前可以先反求诸己的问题。(2) 本文中所提出脉络与脉络化的问题，能够对诸位在收集仪式文本的方法论上发挥提醒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