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经验主义或科学实证主义原理，我在把话说出来之前应该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但为了感谢铁梁兄费心为我们做的这个道场，我还是说说自己的一些感觉。我的题目听起来跟民族志、民俗志关联不大，倒是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关联很大。其实，它跟这两者都有关系：我们要问自己是在什么社会场景下，出于什么原因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这是我今天想加进这场讨论里去的东西。依照今日中国的社会场景，我认为无论是民俗志还是民族志，都要强调对目标社区精神生活的特别关注。用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话讲，这就是心态史研究。民族志、民俗志在本质上是文化志。文化志不能状写出多元文化和多样社区人的心态、情感和终极关怀，那就是最大的败笔。 实地调查或曰田野工作已是我们时代知识生产中一道很受重视，甚至受到追捧和炒做的工序。这个会讨论的是民俗志，但与这道工序也很相关，或者就是这道工序的产品。很多同事甚至想用这道工序或产品作学科的区别性特征。这应该是我们着了自然科学方法的道儿，非要做东方不败，让我们自己、学科甚至目标社区都沉沦到理性层次的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物理”胜“人礼”的一个表征。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狄尔泰、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倡导的人文研究视角，回到宋明“理”学之前商周汉唐的“礼”学和诗学传统，就应能看到以文化为志业的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首先要求学者自身的精神修炼，包括“物我同在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境界和那种“民胞物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没有这种境界和情怀，理论方法和技术不能保证我们做出自己期待和别人想要的东西。 没人说理论方法或技术规则不重要。我只是说虽然他人是我们的他者，但由于人是主语，所以他不能像其他客体一样被我们研究。由于人是（灵肉合一的）整体，所以他不是我们能用学科来分门别类的对象。 面对人和文化这类的特殊对象，我们只能由我们用心去理解、尊重、学习、交流和友爱。跟这个目标相比，我们所从事和传授的学科，多半是西方现代道术分裂、学术政治，加上本土的权力操控和学人权宜操作的产物。学科对于引领学生走上学问之路有一些作用，或者它本身就是行之有效的路径。但路径不是目标。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罗马，那么学科就是通向它的条条道路。我们可以说学科能引领我们到达罗马这个人文世界，但不能说这道路就是罗马。我们要先理清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言技术方法。 田野工作是我们收集资料的技术。民俗志或民族志就是我们对资料进行技术加工的产品，“写文化”的产品。它们都不属于某个学科，而属于跟文化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和传播学，都讲究亲历和案例，讲究第一手材料，讲究主位观点和主体意义。我们用实地调查和文化撰写的方法，加上学者的能动性和价值观，写出有构建能力的民族志、民俗志，以此来刺激主流社会去反思自身文化和实践。我们通过呈现目标社区的人文精神，来跟主流社会的时代精神或现代性对话，通过揭示主流文化中的局限和荒谬之处，通过恢复多元和多主体的社区的主体地位来建构或恢复这些社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平衡博弈。 明确了这个目的，我们的民族志、民俗志产品不必千篇一律而应不拘一格。如果一定要在这里讲学科，那不同的学科也不是行政区或民族国家那样先跑马占圈再画地为牢的空间，而应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或明清小说那样的不同类型。我们的产品形式和文体或有不同，但都是寓教于乐的道德载体或载道之体。跟人性与文化这个道相比，所有的学科都只是术。我们今天是讨论的“术”——民族志、民俗志的撰写方式和可能的变体，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载的“道”才是内容。 “载道”就是应用。文化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应用离不开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中国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提倡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国家发展目标。这对中国和世界是个天大的题目，对我们学科是一个天赐良机。但到目前为止，和谐社会的内涵即“所指”还需要我们来充实和定义。我们能为它充实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