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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铲除传统社区的利器是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向青少年灌输唯物论。唯物论最明确的表述就是恩格斯说的人类社会两种生产。用两种生产的尺度来衡量，传统社区的文化生产者，包括维护社区传统秩序的家族和村社头人，包括维护道德和提供精神关怀的宗教从业者如和尚、喇嘛、阿訇、道士、巫师、萨满等等，都既不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从事人口的生产。两种生产都不从事的人当然就是寄生虫。于是我们就理直气壮地铲除他们。 但是铲除了他们就等于铲除了传统社区文化的生产者和维护者，也就等于铲除了为我们这个社会生产集体价值、维护传统规范的机制。结果，我们当前的社会就面临着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系列困境：养老的困境、育儿的困境、生态环境的困境，还有发展的悖论、权力的腐败、信任危机和公共卫生的难题等等。我们敢说，没有社区文化的重建，没有社区权益的维护，没有一种能跟官府和商家进行公开和公平博弈的机制，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长期互惠的意识和相互信任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意识和机制，社会就不能和谐，发展就不可持续。 那么如何重建传统社区？我们做田野工作写民族志、民俗志的人就要思考。我自己思考良久，觉得最好还是从反思西方唯物论的弊端、恢复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重建有神的社区入手。那么我们在做调查研究和写民族志、民俗志时，就有一个理解、把握、呈现我们目标社区群体里的心态，即社区之神的命题。用“有神的社区”这个标准来衡量，现代城市里的居民小区，甚至居委会都只能算是社会，是维持社会，而不能算是社区。它们只有法理社会的法律法规，而没有社区之神和与之相应的礼俗和仪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神在哪里？就在杜尔干讲的集体良知里，就在费孝通晚年要拓展的社会学视野里，就在活人的道德良心和他们的终极关怀里，就在我们要研究的民间礼俗中。 这种神要由我们做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的人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和体验，再通过我们用互惠来体现。谁跟谁互惠？除了人跟人，男人跟女人，我们跟目标社区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跟老年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人跟神、人跟自然、人跟祖先的互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活人与死人和谐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志、民俗志要写的东西。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社区的心态史。如果一定要找个模板，那我说张承志老师的《心灵史》或许能当此任。 我原来想按顺序是接着铁梁兄的发言讲，顺便接接他的话碴儿。铁梁兄最近写了三本北京各区的民俗志，我觉得那里面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总之是关心活人，或者关心历史遗迹较多，但没有注意各地的人怎样对待死人，包括人死了怎么发丧，怎么埋，埋了之后还有什么习俗，这些习俗又对活人的行为和心态有些什么影响。我今年国庆节刚在京族地方做过几天调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这个社会活人都是平等的，因而谁都可以不听谁的。但在死人面前，事情就不一样。现代人平常都忙，总有不回家看老人的借口。但碰上一个跟死人、跟神明有关的节日，例如清明节，大家要去上坟，那我们再忙也要去。大家都这么想，大家都去，那仪式就办成了，社区共同体就有了精神。有了这个东西，老人也有了盼头儿，小孩也得到了慎终追远的教育，一些世俗的交往、娱乐和功利也能在那里办成，大家的心情都好了，生活也有了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功能。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们那儿村子里讲“人老是个宝，家里有老人吉祥”。后来离家念书，就再看不出老年人除了给年轻人累赘之外，还有什么宝处。现在城里人，包括各位在内可能也都是这么想吧？但教过这么多年书，接触这么多学生之后，我倒是有了一个体验：身边有老人，由老人带大，伺候过老人的孩子，他比那些只有父母没有老辈人的孩子更懂事儿，更会体贴人，因而更省心也更好教。现在我们都感到教书这活儿越来越难干，越干越没有意思，那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当中，没跟老人生活过的城里孩子，因而不懂人事儿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得把民族志、民俗志里加上有神的社区这个内容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