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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对于世界人类学界来说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件，这就是理福斯(W.H.R. Rivers)发表《托达人》( The Todas ) 一百周年。理福斯是人类学学科化历程中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民族志专著(monograph)的人类学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西方人类学界会怎样纪念这部大作的百年贡献。但是，现代西方人类学以它的海外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已经积累了一百年的成就的事实却强烈地激发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式。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当今形势下已经无可回避。 英国所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有一个分工，它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论著经由两种人分别进行，一边是传教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的记述，一边是有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古典人类学的集大成者泰勒和弗雷泽都是依据庞杂的他人二手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这种不在现场甚至从来不到现场的人类学研究在1900年前后的几年里被改变了。从1898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 C. Haddon）率理福斯、赛里格曼(C.G. Seligman)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亚同伊里安岛之间）周围对土著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与工艺、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开创了学术研究者自身到实地调查的先例，并在1901年至1935年间出版了哈登主编下多人撰写的六卷本《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托雷斯海峡土著探险的集体考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理福斯从中得到了锻炼，并具有了对于一种新的人类学方法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被表述为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地区的“民族志普查”（ethnographic survey）、“强化研究”（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area），也就是后来流行开来的民族志方法。《托达人》对印度的托达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信仰、亲属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联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展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方法：到异国他乡一个社区居住相当长一个时期（理福斯在印度的这个部落呆了半年），调查既要全面也要细致，以此为基础写成叙述性的著作，达到描述透彻、细节精确的专业水准(Rivers 1906: v)。他的著作为他们的第一代学生发挥了示范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类学界已经有海外调查经验的人士所培养的十多个学生分别到世界各地进行这种实地调查（Stocking 1995: 118-9），随着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22年各自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以亲身实地调查为资料基础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普及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在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对于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于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如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除了与人类学相通的民族学之外，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传播学都在做这样的民族志。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其二，人类学以整体观(holism)看待社会，把一个社区当作微型社会来研究，包含关于对象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本身就发展出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的分支，俨然就是微型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三，人类学关于特定社会的民族志著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积累关于该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使该国的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有了一个共同而共通的经验资料的基础。 所以说，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把《托达人》放在一百年的历史里能够彰显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出发回应“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呼声，能够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基校区的阎云翔教授、柏克莱校区的刘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金光亿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庄英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陈健民教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麻国庆教授和欧阳光教授、康保成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云南大学的何明教授、黄泽教授、马京教授和杨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张海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翁乃群教授、色音教授、何星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等同仁交换过一些意见并得到诸位的教益。我和他们谈到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我们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单位内部也就人类学学科建设反复交换意见，达成了“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的共识。树立这个发展方向首先是为了培养一代具有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年青学人，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我们关心的地方开展符合学科规范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我们相信，这种人才的增加以及相应成果的积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是有重大价值的。从应用的方面来说，这是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提供有关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知识，增强国人对其他社会与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国人开展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能力；同时从学科发展的方面来说，这将有助于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格局：中国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开始以国外世界为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人也开始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以自己的价值和需要而划分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在国际上从事以自己亲自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