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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当然也参考别人的田野作业实际，对史诗田野作业的具体问题做一些探讨，希望对将来某些从事史诗或者大型民间叙事研究的人有所启发。从民俗学的学科观照来说，开展得比较科学和充分的史诗田野作业，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之前对大型民间叙事的搜集整理，更多侧重于对材料的记录，还没有更多的田野实验，而且他们的案头准备和理论预设还有一些可商讨的地方。几年前我写过个别文章，是探讨南斯拉夫的史诗田野调查和蒙古史诗调查的一些关联性问题，那里面我做了一些总结。下面我就讲十几个要点。 第一，帕里和洛德我们谈论的比较多，他们选择调查对象时不是随意的，而是带着解决特定问题的考虑——比如荷马问题——来做的。选择一个既有基督教传统又有穆斯林传统的地区对他来讲就有意义了。我们做田野时对调查对象也应该有选择。帕里要确证的是口头史诗表演中的通则，不是要解决一个文本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大型韵文类民间叙事中的基本通则。带着这样一个想法，他就特别关注史诗的口头性质，以及与这点相联系的叙事的基本属性。需要找到一种与以往的经验范围内已经有过讨论和研究的案例之间有比较大差异的个案作为观察对象，他认为这样产生的结论会比较少受到选取相似案例导致的结果的局限性。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发现相同或相近的规律，比在相同的文化中发现相同或相近的规律要困难得多。 第二，调查的技术手段。他当时是电子录音和口述记录两种手段交互使用，发现在声学录音和口头记录之间有差异，技术手段显然影响了得到的文本的面貌。 第三，搜集程序的设定。他是以最出色的歌手为重心来做调查和记录。他认为，这些才华最为出众的传承者是完整考察该口头传统的典型形态的保证。 第四，大量的现场实验。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有关阿夫多，他被认为是20世纪的荷马。帕里让一个叫穆敏的人唱一个阿夫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唱完之后让阿夫多去重复，要求他把刚才听过的歌重唱一遍。他说“行”。而且他认为他会唱得比较好。帕里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主题被拉长了，在穆敏首唱的版本里是176行，到了阿布多这里是558行。总之，最后学唱版本长度达到了6313行，是原唱本的几乎3倍。像这样的田野试验，它是带着问题进去的，设计非常精巧。为什么史诗田野作业始于这么一个学派和他们的操作和田野实践？因为他们是带着一大堆问题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