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杭寓居的几年中，正是我民俗学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刊物和丛书，广泛搜集学术资料及潜心进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和浙江籍、特别是绍兴籍的学术前辈和朋友密切相关的。刘大白先生不仅是优秀的诗人、文学史家，他也是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热心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三十年代，我所编辑《故事的坛子》，就是他老先生记录的成果），浙江第一个民俗刊物（《民俗周刊》民国日报副刊），是以他的名义从报社领受而交给我和钱南扬先生负责编辑的。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和《民国月刊》的刊行都是和绍兴籍的同行（娄子匡、陶茂康）合作进行的。这些事情，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眼看到我们今天民俗学事业的繁荣，眼看到朱同志所主编的这部民俗志的成果书，我怎能不深切地回忆起那些绍兴籍的先辈和同行呢？ 《绍兴百俗图赞》，是绍兴市文联为传播乡土知识、发扬民族文化而编篡的《绍兴百字图赞丛书》的一种。它的主编是绍兴市文联主席。他先制出蓝图，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执笔，而后汇集成书。书中正文一百篇，附录三篇，内容遍及“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育丧葬、交际礼仪、生产经贸、文体技艺、社会组织、信仰祭祀，兆卜禁忌”九个方面（见该书《编写过程的几点说明》）。全书为随笔体，各篇相对独立，彼此没有什么明显关系。文字一般为叙述体，必要的地方稍作考据。全书文字清晰、简要，可读性较强。并附有许多线条简朴的插图，更有利于广大读者的鉴赏。我仿佛读后，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现在简述两点如下： 一、资料搜罗丰富 本书像写作说明上所说，涉及民俗事象有九个方面，对于这些方面，大都提出了一些事项加以叙述。自然，在个别方面叙述的事项中，并不都是重要的（例如关于社会组织的叙述，家庭、宗教及村落形态等相当重要的事项却没有涉及）。当然还有那些没触及的民俗方面。可是，作为一部地方民俗志，像这样方面周全，叙述又比较得当的并不容易见到。我批阅着它，颇有点像前人所说，行在山阴道中，千岩万壑，应接不暇的感觉。 二、提供了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本书所记述的民俗资料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颇不少。例如第四则《正月初一敬女日》，它告诉我们，在嵊州民间流行的那种很值得寻味的古俗。大家知道，在过去人们受封建伦理束缚的许多地方民俗中，年初一这天大都是禁止妇女到人家拜年或串门的。但嵊州人却不然，这一天，他们的妇女却被称为“玉女”，不但可与“金童”（男人）同出去拜年，并且还备受欢迎。她们也可以单独去做这种活动，并得到与上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伶俐的女孩，漂亮的姑娘，生育旺盛的妇女和福寿双全的老太太，则被认为是利市的吉星。”人们往往事前就约她们到时（初一）去做客，以求吉利。这种习俗，决不时偶然出现的，它一定有它产生的社会 背景。依我们看来，它很可能是当地原始时期女系制度所产生和遗存的一种古俗。把它去与本书中所记同地区（嵊州）流行的“麻鸟饭”仪式中女性（头脑婆）主祭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性质就相当明显了。此外，书中如关于那些民间工艺、民俗文学艺术活动的记载，大都是民族文化的可贵资料。至于像《吃讲茶》中所记，那种民间自动调节民事纠纷事件办法的美俗，就不仅是民族社会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特别值得提倡的良好风尚了。 除上述两点外，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就不细说了。 完美无缺的事物，大都是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大多数优秀的著述，都不免同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之处。这本民俗志，如果我们对它严格检查起来，当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缺点。这里试举一例，那就是关于民俗起源的解释。书中有些地方对民俗的起源作了解释。这种解释资料，大都是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古书上授引来的，另一是采自现在民间流行的传说。前者之中，有的是学者们的推测，有的也是当时民间有关传说的记录，不管是前者或后者，大都是距离民俗产生较远的后代的人们凭籍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去推测的结果；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背景已经跟产生它（民俗）时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心里状态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一般不可能理解那些风俗产生的实际情况和真正意义。严格地说起来，他们的推测和臆断，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要真正解决民俗的起源，只有凭籍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史等现代科学知识，对它加以分析判断，才有较大可能性。但由于我们民俗学等学科还不够发达，因此，民俗学上的那些问题，没有做出比较正确的答案并给以传播；而一般学者就只好满足于古书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的解释了。这是近年所刊行的这方面著述的共同现状，并不仅是本书所独有的缺点。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深深感到民俗学者任务的沉重。本书虽然也有这类缺点，但从全书的成就说，它不过是“白壁微暇”罢了，何况这种缺点，又是当前这类著作的共有现象呢？ 在当前全国学届正在共同致力于地方民俗志编著的时候，当有些专业学者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建立民俗志学科的时候，同时又是全国读书届正在盼望读到较好的民俗志这类出版物的时候，这部具有自己一定特点和优点的绍兴民俗志的出现，无疑是适时的，是值得大家鼓掌欢迎的。而这部书也将以自己的实际成就，去鼓舞民俗学者的工作，去唤起和满足广大读者的兴趣。作为一个老民俗学者的我，对此深感欣慰，那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997年7月23日序于京郊八大处。时年九五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