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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水旱灾害的频发常态中，突然袭击的地震灾害、山体滑坡、平地下陷的大小灾害也频繁出现。继唐山大地震后，汶川大地震的惨烈灾害再现，引发了人文学者的关注激情。民俗学者也不再单纯地探讨各民族古老的“地震鱼”、“地震牛”、“地震龟”或“地震蛇”等原始神话的源流研究，而是关注了地震灾区的深层民俗生活状态。他们在灾区的调查现场关注到，羌族民俗传人老巫师释比连同他的诵经法器都深埋在废墟下，更有众多的羌族亲人遇难身亡，幸存者守候着逝者的遗体，等待老释比的传人前来诵经作法，安抚亡灵安息走好。民族民俗传承在大灾大难当头的严酷时刻，发挥着怎样的救灾救人、抚慰心灵的独特功能，很值得深思。传统的民俗学需要在书斋案头认真研究女娲补天的上古自然灾害神话的深刻涵义，把“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断鳌足立四极”几乎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也应该而且有责任走出书斋、奔向山川田野，密切关注眼前面对着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天崩地裂的灾害和苦难。民俗学面对着的不仅是民俗文化在现代化、全球化热潮中的剧烈变迁，而且还有千万年至今不变的摧毁万物生灵的大灾大难这个远古灾害神话的原点。需要直面洪水、旱魃和山崩地裂的真是现实，而不仅仅是古老的天塌地陷的神话传说。 由此可见，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似乎不能仅仅拘泥于平面的、静态的、面面俱到的和条理周延的概论体系模式的构建，还应该有以民俗文化实在形态为对象，采取多面多棱的、活态动态的和特质突出的专项论题解读模式建构为特色，将更符合新兴学科发展的时代趋向。二战后，西方以英国学界为代表比较早地提出发展建立战争人类学、灾害人类学的议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大约十几年前，日本民俗学界学人樱井龙彦就日本灾难民俗学建立发表了开创性的学术论著，在防灾救灾民俗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科学实践上，近年来一些大学民俗专业学生对前不久日本遭遇东北海域特大地震与海啸灾后的灾区灾害民俗调查，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设置的灾害民俗学课程就很有示范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灾害”“灾异”理论和观念，一直是先秦时期生成、两汉时期定型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灾异天谴论”，突出强调天灾和朝政人祸的相依因果关联。传统灾害学十分缺乏从大自然灾变根源上探索灾害成因的解析，也谈不到从几千年来广大民众群体积累的灾害民俗和智慧中探索减灾、防灾和救灾的有效经验。即使是现代科学的防灾减灾救灾，也绝少从民间社会的抗灾历史经验中汲取积极有用的方法和技巧。然而，灾害民俗学的建立，恰恰是力求从民众的有关灾害民俗经历的调查研究中探索防灾、减灾、救灾和抚慰受灾心灵的有效成果，从而减少人类的牺牲，医治不应有的伤痛，降低或减弱灾情，为民众主体尽力趋吉避凶。例如大量接近科学的民间防灾预警性谚语、歌谣，许多有价值的禁忌习俗，对多种动物灾变预警的动态认知，以及防治大瘟疫流行时民间偏方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经验等等，都应该进入灾害民俗科学调查的视野。这是一门实践性、应急性很强的，丰富生动的民俗学分支学科，对它的建设应当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当务之急的学科议程。因为灾害总是在随时随地的突发中。 (2009年2月初稿，2012年11月绵阳定稿。2014年1月收入《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民俗学丛话》，长春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