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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钟敬文都借鉴了西方先进学说，还曾吸收了日本民俗学和文化史学的有益成分，用以丰富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中国民俗学派”的建立奠定基础。在这两个阶段中，他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建设民俗学，还曾在多元文化对话框架下开展故事类型个案的研究，站到了国际前沿。他的这个特点和他的具体观点，在“上编”和“中编”各章中已作了分析。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新中国初期引进苏联理论。当时我国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已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时期引进苏联理论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以苏联已经构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为学术主导，而不仅仅是以文化学为导向，建设民俗学中的民间文艺学。关于这一阶段学苏联的评价，有很多政治思想上的争论，不过至今缺乏的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间文艺学共同建设的利弊得失的研究，其实这是不够的。历史有时不是滞后的，历史有时是以总结过去的方式照耀前路。我国当代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正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进行，与此同时全球化下多元文化回归和跨文化学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支配，是牵拉，还是互动? 不研究，便无法预测，便不能正确地引导。很明显，对全球化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要大力开展文化研究，但只从文化上研究不行，同时将社会意识形态差异作简单化处理也不行，为此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第二阶段苏联理论的影响，进行科学有效的个案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 开展第二阶段的个案研究也有很多困难，在诸多困难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一是缺乏比较系统的学术资料，二是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我们今天能够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钟先生生前保存了他在上世纪50 年代撰写和授课的一批“未刊讲义”，今天看，这是他留给后学的幸运。他由于指导我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还给我讲过其中部分手稿的来龙去脉，现在看见这些手稿，我的耳边就能响起他的声音。我就想，什么是方法论呢?在这项研究上，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互文法，那就是如实地介绍钟先生本人撰写的文稿，让广大读者能够准确地了解钟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这一阶段历程中，如何看待学苏联的理论问题，并观察他对当时建设民间文艺学的思考;我的工作则是在整理钟先生每部手稿的同时撰写“编后记”，再后把这批“编后记”交给读者去审读，这样读者能够检查两个“师”与“生”的对话，也能顺便检查我在钟先生身后的学习是否略有进步。 自2011 年起，获北京师范大学985 工程项目支持，我忝为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开始组织编纂和出版上面提到的《钟敬文全集》，包括这批讲义，历时五年，已全部完成计划。我们除了做弟子应做的事，也希望能多少弥补对苏联理论与民间文艺学建设的关系缺乏研究的遗憾。 总之，“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不是空的，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大框架内进行优秀民众文化建设，是从文化学研究民俗学。此外，在20 世纪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进程中，钟先生还要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的互构问题，以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今天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格局竞相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此开展跨文化研究，与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相比，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让钟敬文先生建立的“中国民俗学派”能够持续地得到阐释和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初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6.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92期)民间文化与民俗学栏目，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