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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派的创建者。“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不是空的，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大框架内进行优秀民众文化建设，从文化学研究民俗学的。此外，在20 世纪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进程中，还要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的互构问题，以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今天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格局竞相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关键词]:钟敬文;中国民俗学派;文化学;民俗学;跨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钟敬文先生在晚年力作《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正式提出“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并很快得到国内高校和中国民俗学会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对这种少见的默契，我们通常叫作“水到渠成”。之所以有这种社会效果，我想有几个原因：一是民俗学虽然来自西方，但钟先生做的是中国学问。他的民俗学研究、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几乎贯穿了20 世纪，与其他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相比，他的投入时间最长、信念坚定不移、学术成就卓著。外国同仁很早就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他一听了之，但在我国的确没有第二人能比，将他的名字与“中国民俗学派”连在一起没有争议。第二，这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提出的概念，面对当时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可逆转之势，能体现出他对中国优秀民俗文化健康发展的深刻文化自信。 什么是“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本人已作了界定： 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一种中国学派，外国人也就这样看我们。但在过去，从学术意识上来说，我们没有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在文字上，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我们要建立中国学派，或者不曾明确地说过，我们是中国学派。 中国的民俗学与外国理论能不能接轨?对这个问题，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认真加以考虑。大体上说，中外民俗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及对她的学术研究，要跟外国的理论接轨，这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对外接轨，是肯定有其特定的地方的。就民俗学本身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但是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定点子上。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不是把我们自己给化掉，是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吸收分类文化中的先进的东西，来壮大我们自己。如果反过来，把自己的精华给化为乌有，那就成了悲剧。 我谈到钟先生有跨文化的视野，可以回看他在此书中与海外汉学界和国内同仁的一段谈话： 中国这个古国，民俗资料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为中国所特有的，也有为世界人民所共有的。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与权利，同时也是各国汉学家的责任与权利。近年来这方面的学界情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死了两三千年了，但他的《论语》在世界文化人的眼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这是大家知道的。前面我说过，文化这东西，不能用很浅薄的眼光去评价它，一定要看到它的深层。 作为中国民俗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大清楚，那就难怪别人说外行话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深思。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出版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季羡林、金开诚、王宁、童庆炳、程正民、张恩和、何九盈、程毅中、赵诚、连树声、陶立璠、程蔷和周星等数位国内著名学者与会，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谢维和教授主持会议。与会专家讨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民族基础、现代条件、社会意义、国际水准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功能等，对钟先生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历史担当和前瞻思考给予了高度评价。限于篇幅，以下摘引季羡林和金开诚两位学者的谈话，他们一个从事外国文化研究，一个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从内外观的角度，指出钟先生建设“中国民俗学派”在世界环境中的文化地位和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