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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民俗学一直将其研究视野聚焦于乡土社会，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都市。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都市型生活方式大面积普及，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模式，都市民俗学应运而生。 在受访学者看来，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不仅是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由乡村到都市的视角转换，也标志着民俗学顺应现代化潮流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传统的民俗学研究有望进入一个自我更新的新阶段。 聚焦日益城市化的现代社会 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问题意识来看，传统民俗研究是在以乡村为主体的地域空间内展开的，是一种以乡村为底色的民俗学研究。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都市民俗学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看来，如果从人类有史以来的民俗传承活动考察，自古代都市兴起之日，就逐渐形成了村落和都市两大社区民俗共同体类型。同时也一直存在村落民俗与都市民俗交流传播的双向互动，正是这种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的不断往复的民俗传播过程，才使我国民俗呈现出不断丰富、不断淘汰、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态势。 “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跟过去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民俗在生活中越来越少。”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效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背景下，西方民俗学研究自然地将目光投射到城市生活研究中。美国都市民俗学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传统民俗学的转型。这种转型使民俗学从“遗留物”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民俗学由研究古物遗俗的过去之学转变为现代之学，这种研究取向使得民俗学者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当下，聚焦于日益城市化的现代社会。 在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徐赣丽看来，我国传统民俗学不仅把重心放在乡村，也主要以底层不识字或较少用文字沟通的群体的口述和行为规范作为叙事的方式，而都市民俗学要面对的是大量掌握现代通信工具和技术的都市人。她认为，都市民俗学关注的内容不应再执着于都市中的文化遗留物或古俗留存，而应是经过不断变化适应了现代都市环境的传承下来的民俗，也可能是市民的生活文化。 拓展民俗学研究领域 在受访学者看来，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民俗学需要以研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来拓展其领域，建构其新的研究方法。 乌丙安认为，我国都市民俗的性格从来就与欧美都市民俗性格不同，主要表现在城乡民俗的融合现象十分显著。从空间上观察，甚至城市中心以外的城区或近郊，城乡风貌交叉互存，传统村落风俗和城市风俗往往融为一体。在他看来，与城市接近的村落中的古俗、旧俗是如何演变的，又是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融合的，应该是民俗调查研究的一个重点。 “都市民俗较乡村民俗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变异性、趋新性、商业性、游艺性等。”徐赣丽提出，以往对于乡土社会里同质性很强的小社区研究，常常无需借用过多理论阐释，或停留于浅表性的解释。而要对庞杂都市中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须借用更多的理论方法。 吴效群告诉记者，我国都市民俗学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但其影响力一直不大，成果也不多。我国都市民俗学研究和成果表现出两种指向：一种是将都市民俗学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类而成立，对应乡村民俗学;另一种则是将都市民俗学与现代化的诉求相联系，对应传统民俗学。 此外，徐赣丽认为，当代都市里的民俗传承与传统乡村社会不同，可以是面对面的传承，也可以是跨越时间或空间的即时或非即时的传播。传播途径的多元多样，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空间传播效度强过时间传承。都市民俗学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对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发展。 空间维度变得更为重要 受访学者表示，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建立在对当下都市空间内生活文化的研究实践基础上，也就是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现象，关注当代人的情感需要，借鉴相关学科方法，思考民俗学的学术问题。 “民俗学通常以那些未被记载的群体的口述资料为研究对象，而都市的田野对象大都是文字的享有者，可以通过微信、博文、网络小说等形式进行自我表达。”在徐赣丽看来，民俗学重视田野调查，如果能在都市中开展民俗学的调研，不仅能弥补大众文化缺乏具体生动事实描述的不足，也能弥补社会学研究较为忽略文化的短板。 徐赣丽表示，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更多从时间角度探本求源，而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更多是在新的土壤上嫁接和综合的文化现象，因此，空间的维度变得更为重要。都市民俗文化的共同体更多是以职业和兴趣爱好结成的，更多地呈现出趣缘和业缘的特征，而非地缘、血缘和亲缘的关系特征。因此，民俗学的研究也需要借鉴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在乌丙安看来，研究都市民俗要重视我国古都风俗历史的研究，古都风俗集中了我国最有代表性的诸多民俗事象，比如，《西京杂记》《东京梦华录》《燕京岁时记》等著录都是代表性文献，集中展现了我国古代城市风俗。对古都风俗的研究，既有助于发扬民族民俗的优良传统，又给古都的现代发展提供历史文化资源，使之在向新型现代化大都市迈进过程中有可靠的历史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