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理论与理论的预设 通过田野调查，还对“史诗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一点新的感想。在我们的采访中，不止一次听人们说，《江格尔》是“tuhe”（蒙古语，意为历史）。也就是说，民间的“文类”概念，与学者的概念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史诗的定义问题，在学界许久以来都没有取得“共识”。因为没有哪个定义能够涵括各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史诗传统。大家都倾向于先找出“公认”的经典史诗作品，再依照它们的特征提出史诗概念。所以，荷马史诗、欧洲中世纪的史诗、印度史诗就成为了史诗定义的主要依据。其实，在民众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上的纠缠。在有些地区，例如蒙古喀尔喀地区，是将我们视为史诗的作品叫做“图兀勒”（蒙古语，意为史诗）的。但在也有的地方，例如我们采访过的地区，用“江格尔”来指代所有的民间故事。或者称史诗《江格尔》为“历史”。在另外一些地区，我们心目中的史诗作品又被称作“乌利格尔”（蒙古语，意为故事）。不同地区的这些不同名称的使用，一点也没有妨碍老百姓对这些民间演唱形式的理解。另外，他们也不会在不同的文类之间，做只有学者才会去做的那些精细的区分工作。所以，在日益重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今天，仔细研究存在于民间的文类概念，对我们学术工作的深入，无疑会有很大的好处。 返回北京之后，便开始着手整理田野中的录音资料，随后形成了长达××页田野录音笔记。这些与当地民众的一次次对话都是饶有兴味的。民间的信仰和智慧潜藏在话语来往的背后，从中还能够发现民众对我们这些调查者的反观察。他们也在揣度你的心理活动，希望知道你的问题背后的“底牌”。有时，他们的主动迎合甚至显得有点过度。因而，从中仔细地剥离真实的内核，就需要经验和眼光了。这些内容应当真实地反应在田野作业的笔记当中。笔记的整理和阐释，因而是一宗需要综合能力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回到本文的开头。在“走向田野“之前，需要先期进行的案头工作――理论的预设和工作模型的设计，我想特别在这里讲一讲。 首先，理论预设是建立在大量的相关信息的积累之上的。没有对调查对象的长期了解和相关知识的积累，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的田野作业就能够提出深入的问题的。其次，理论的预设当然会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依据着当时的情况而随时做出调整。但是，没有理论预设――这等于说没有“问题意识”的田野作业，不是合格的田野作业。或者换句话说，那种随机的、随意进行的田野作业，那种逮着什么算什么的工作规程，是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田野作业成果的，因而也不可能解决重大的学术问题。再次，有了问题意识，有了理论预设，就要接着设计相应的工作模型。由于不可能同时注意所有问题的所有方面，就要确立工作的方向。特别要为某些特定的学术推想，设计特定的问卷方式和试验模型。在我们的田野作业中，就运用了聆听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演唱场次的方法，以检验歌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掌握史诗文本的。还有，在提问当中，我们还运用了“循环提问”的方法。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之后不久，再以不同的提问方式将相同的问题再问一次，以测定这些答案与基本事实的契合程度。 理论预设和经验框架问题，是史诗田野作业中问题最多最大的方面。苛刻一点说的话，我们在中国口头史诗的田野考察中，很少见到合乎学术规范的作业。例如，在史诗搜集中，人们往往视“语境”因素而不见。而我们都知道，田野意义上的语境是指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它至少要包括以下六个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史诗演唱是耳听口传，是口语在时间向度上的排列。它“在表演中的创作”的基本特性，就为我们的现场田野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史诗的田野作业因而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对演唱文本的采录。仅仅进行了文本记录的工作，也就不能叫做田野作业，充其量只能叫做史诗记录工作罢了。例如，在江格尔的演唱中，还有一些说法是过去的调查报告所没有提及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记录的在演唱前拴黄头绵羊、拴白马等即场行为，对研究与《江格尔》相关的民俗事象时，会有一定的价值。从这里我们引申出的另一思考是，在讲到《江格尔》演唱习俗的时候，要时刻牢记，所有的习俗，都是在特定时空中的习俗，没有哪一种习俗是始终伴随着《江格尔》的演唱活动而成为某种“惯制”的。比如，就拿俄苏学者在田野报告中多次指出的《江格尔》不能在白天演唱的禁忌来说，在我们调查的若干地方就“没有听说”！因而，我们在进行史诗研究时，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将从各处搜集到的关于演唱习俗的种种记载通通放在一起，去分析它们普适性的文化涵义。这样做在方法论上是不适当的。习俗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就像具体的演唱活动本身仅是特定的一次表演，因而其文本是“这一首歌”（the song）而非“一首歌”（a song）一样[4]。 史诗的田野作业，还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是历史悠久的演唱传统。其次，对像《江格尔》这样的史诗集群（epic cycle）[5] 而言，还有个文本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6]问题。在观察单个诗章的演唱时，心中要有整个演唱传统的概念。因为每一个单独演唱的诗章，都与隶属于该传统的其他诗章形成“互涉文本”（intertext）。没有整体概念，就难以对单个的文本进行准确的定位。这一点在具体的采录过程中，是随时都可以体会到的。例如，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歌手之间，是共享着相当数量的“程式词语”的。 总之，在田野与文本的互动中探赜索隐，尤可深刻地体认到一个伟大而悠久的史诗演唱传统在历史风尘中留下的恢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一次次回放田野录音，悉心地倾听那余韵远唱的袅袅回响，宁静而致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