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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当费孝通教授步入他的学术生涯时，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表述，论点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不过，从本质上讲，它们无非均是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现代化的冲击、或东-西方文化遭遇、社会变迁的问题。费孝通教授以不同的文体叙说了他的看法，而在那本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江村经济》（1939）一书中，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笔调，精湛地展示了他的观点。在一段评论中，剑桥大学利奇 (Edmund Leach) 教授以为，费著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功能主义风格”，在于这种风格“本身富有的意味”。[1]其实，在我的理解中，这种评论部分是出于误解而提出的。费先生的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前言所说的一段话，才真正表达了费著的关切点之所在。他说：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受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西方化还是文化式微是人们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知道重新调适的过程有多困难。他也意识到，这一过程必须被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而且建设性的发展，务必是顺序暂进的、逐步的、并充满智慧的。他所关切的是，所有的变迁应该是有计划的，而且计划需要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依据。[2] 作为中国本土的社会人类学者，在费著出版半个多世纪之后去从事社区田野工作，我们可以被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所影响，而以为田野工作和社会的描写不应再是“老的一套”，也可以在新的观察的基础上，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与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形大不一样，因而我们的描写和论证也可以改变。不过，无可否认的是，虽然经过看起来很长的时间、说起来太多的“运动”，本土田野中的人类学者依然碰到“进退维谷”的困境，对这一困境的人类学评注依然也处在莫衷一是的阶段。在一般社会科学的话语 (discourse) 中，人们以“现代化”理论框架来叙说时间的推移，而在社会现实的时空坐落中，世纪初的困惑尚未消失。同样地，费孝通教授对“计划需要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依据”的期望，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所以依然是我们为之而努力的目标。 在这一篇为了纪念费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的文章中，我报告来自家乡闽南地区的有关一个村落社区经历的素材。在“文革”期间，因为我的家庭所在城市泉州处在暴力的派斗中，对当时还是儿童的我与姐妹很危险，因此我们被送到外婆家。那是一个十分贫穷但远比“政治精英”充斥的城市平和的小村。离外婆的村落只有一里地，有一个著名的侨村，我家在那里也有亲戚，我也在那里的表舅家住过一段时间。本文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侨村的描写。当时的“运动”在村落中引起的一幕幕“戏剧”依然历历在目，村落中复杂的传统关系所导致的冲突和家族荫庇在大社会运动中对儿童所起的保护作用也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本文不是一篇“童年记忆”的散文。1990年在英伦研读人类学期间，回乡调查，有幸得到英国社会经济科学院资助，到童年住过的村落“参与观察”。我报告的将是这一研究的“发现”，而为此把与本论题有些关系的记忆暂时抛在脑后。 如果此文一如我的愿望一样具有一定说明性的话，那么我要说明的不是新问题（而且其代表性不是我的主要关切点），我所做的是在费先生所说的“小型的社区”或“社会的时空坐落”[3]中去体验、论说一个他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前辈早已讨论过的“老问题”：我们的传统走向何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近年力图反思旧的社会科学“单线模式” (linear model) 的学者一样，不再用单向进化的角度看问题，因而我切入问题的出发点再也不是传统-现代的过渡线。为了表达这种差异，我们不妨把问题反过来看：“现代化”的口号是不是解释一切的一切？我的村落调查和描写，将以对这个“倒过来的”问题的讨论为主旨。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自然地会使我的讨论带有片面的特点，并且甚至可能使之出现误差。不过，作为一个个人的观点，在这里提供出来引起对话，却也不无益处。至于这篇论文的观点对费先生早已关切到的“计划的社会变迁”包含何种建议，我在尚无具体的考虑的前提下，以为这是构成为此类计划的“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依据”的潜在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