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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理论局限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第14页 我在田野工作中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令我困惑的是：本来理论界以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自然会消失；可是，自1979年改革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或理论界称之为“迷信”和“旧事物”的现象却得以复兴。社会人类学者曾相信，他们是在“西方化”过程中“拯救”正在消失的非西方文化的一群慈善家，而我在田野工作中的观察是，传统文化并没有“正在消失”。我在后文将具体讨论这种矛盾现象的内容及其在我们解释传统和现代化理论中的意义。我将力图用“地方性知识”来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但是在具体描写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将现存的学术争论提前加以回顾。 在研究“非西方” (non-Western)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中，西方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经济人” (economic man) 理念与“文化范式” (cultural paradigm) 理念之间的论争。经济人理念源自于规范经济学和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哲学，它主张全人类无论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 (maximization) 的欲望和潜能，这种欲望和潜能在古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但在“启蒙” (Enlightenment) 之后成为走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人类必由之路。文化范式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韦伯的东方论、以及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 (cultural relativism) 有密切的关系，它主张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是不同种类的实体，前者是以绵延式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道德化、以及社区理念的文化支配为基础，而后者则存在或独有现代化剧变的动力、适宜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以及个人理性主义这些特点。 这两种理念在十九世纪提出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后果。一方面，经济人的观点造成了一种进化论式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即对新的社会-经济模式替代“传统”的全面信仰。另一方面，文化范式的观点导致了一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模式视为“阻碍”这些社会现代化的因素。前一种理论的代言人如罗斯托 (W. W. Rostow) 认为，任何社会（包括东方和非洲社会）必然逐步由传统的社会-经济模式蜕变为现代型的资本主义模式[4]；而后一种理论的代表如人类学家吉尔茨 (Clifford Geertz) 则认为，某些社会（如印度尼西亚瓜哇、中国、印度等）中传统社会－文化模式长期延续，成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些国家即使在外观上变成现代国家，在内容上仍然处于传统的状态。[5] 考察两种学派用以联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线路，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论调上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是“现代性” (modernity) 的意识形态之衍生：不管是经济人理念还是韦伯或吉尔茨式的文化观，都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经济人理念认为对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通点，而在现实上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相信只有在西方“启蒙”以后人才有可能“抛弃传统”并发挥“理性”的潜能。文化范式的观点在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承认非西方社会固有传统的存在合理性，而在本质上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没有变迁动力的“顽固历史残余”的文化体系。现代化的理论貌似复杂，其实它的基本假设之要点却十分简单：（1）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2）现代社会经济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传统力量的存在必然，或者说很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失败。 简单的传统-现代的对照观和单线的社会进化论，曾被不同的社会、社会中的不同阶层视为自然而然的“道理”。受这一系列理论-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支配，社会科学界有关中国农村的历史与近代以来的变迁的讨论，同样地是围绕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的争论而展开的。采用规范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观念对乡民社会进行考察的学者，从农民的经济行为特点和市场结构出发，论证“理性”观念在农村社会的现实存在。虽然他们都没有直接地对农民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但是他们隐含一种适宜于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的“理性农民”(rational peasants) 观。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论点，把十四世纪的中国视为现代社会-经济模式在中国农村的自发性发展之结果，更为明显地将西欧工业化的起始点，搬用到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也是把中国农民视为经济人的表现。与经济人观点相对立，有的学者从农村经济组织的非理性特点出发，论证中国社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成长的多重障碍，有的学者从文化传统的延续出发，说明“现代精神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障碍论”的传播，近现代本土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中发展出大量的“反传统”理论。 至今，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仍然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引以为“真理”。不过，近二十年来，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主要表现是“现代性” (modernity) 这一术语的出现。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不再以“现代化” (modernization) 一语来证实自身研究的价值，而转向“现代性”的探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的过程，而前者则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证明现代西方社会的组合，不仅包含与传统对应的“现代性”，还包含服务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及主权建构以及意识形态渗透的“历史性” (historicity)。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 (Eric Hobsbawm) 和安德生 (Benedict Anderson) 发现，西欧的现代化不单纯是工业化，同时它还包括与西方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息息相关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和历史感 (historicity) 的强化；[6]同时，美国社会学者席尔斯 (Edward Shils) 注意到，在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东方国家中，传统在国家的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 此外，更多的学者从现代性的内部组合出发，指出所谓“现代化”并不是单纯的“人类解放事业”，而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民族-国家的政治、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意识形态的渗透形式密切相关的过程。 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发现，引发了社会思想界对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理论的重新思考。学界逐步发现，这两种观念的提出，是现代化的政治计划的副产品，而不是理论自身的发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政治的兴起、以及它们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创设，造成对现代化理论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在现实上，并不存在彻底的传统和现代，这种两元对立的观念是符合一定权力变迁过程的知识结构。这一系列重新思考与中国研究有着很深刻的相关性。正如孔迈隆 (Myron Cohen) 所指出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很大意义上不是社会转型史，而是农民文化被推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旧传统”的历史。作为社会群体，农民有时被视为保守的力量，有时被“推戴为”革命的动力，对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可以有自相矛盾的界说。不过，农民的文化向来被划归为需要现代化改造的、或阻碍现代化的实体。把“科学”确认为“现代性”的象征，其结果是把农民的“迷信”界定为“传统”的代表。本世纪的一系列“运动”无不是以“科学”之“破迷”为序曲和结局的。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两元的斗争并不真的是“科学”之于“传统”的对抗。近年来，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和萧凤霞 (Helen Siu) 分别从社会史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与“传统的蜕变”没有太大关系，而与不同权力网络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交织不可分割。 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近现代经济变迁和建设的适应性的探讨，不仅对传统-现代两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且揭示了“传统障碍论”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些探讨已经分别指出，在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和社会形式中，存在“企业家理念”(entrepreneureship)[8] 、“工业主义精神” (industrialism)[9]、以及商业化潜力。对儒家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的比较，也说明韦伯对中国宗教与清教的差异只不过是一种“遥远的想象”。[10]进一步地，怀特 (Martin Whyte) 最近对中国家庭在改革以来经济转型中的推动作用的研究，证明在特定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形式可以起经济动力的作用，而不一定是与“经济人”理念相对抗的东西。[11] 随着这种理论反醒的出现，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与研究其它社会的学者一样，面临一系列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传统与现代是否可以两分？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文化是否真的不利于现代化？现代化是否真的已在现实中打破了传统文化？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大量的理论探讨，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急剧变迁中的社会进行实证研究，而应列于这些变迁社会之榜首的是改革以来的中国农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