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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农村的社区观察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 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依他们的需要去计划。 ——《乡土中国》第88页 1989年以来，作者在社会-经济变迁十分引人注目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闽南）的城乡地区从事社会人类学调查。闽南的厦门、泉州、漳州在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的改革试验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的成功，被赋予“闽南金三角”的美称。这个大的经济区域依赖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传统的海外交流的途径和经验以及地理方位的特殊性，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成长速度、大量的农村工业小城镇，同时导致很大程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从而使人们对它的“经济现代化”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地方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相反却为传统民间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根据美国中国研究者丁荷生（Kenneth Dean）的实地调查和估计，到1992年整个福建省重修的民间神庙多达三万个，每个县有三百到上千个神庙被修复，同时多数的家族村落已经恢复它们的祠堂。在民间的庙宇和祠堂被修复的同时，一大批传统的仪式和象征（如神像）也回到地方文化的舞台上来。[12]作者本人的调查证实，在泉州市鲤城区90%的民间神庙已被修复；在泉州的农村，每个村子都已经或正在修复村庙与祠堂。为了吸引海外华侨和台湾商人来闽南“寻根”、旅游和投资，地方政府也鼓励甚至资助地方庙宇的修复和地方节庆的组织。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驱动之下，闽南的地方传统出现了空前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为什么经济的变迁和趋近现代化没有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而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所伴随？对于在地方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政府部门来说答案很简单：首先民间和地区传统的复兴与改革以来政府对“迷信”的控制的松驰有关；其次，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海外同胞回乡旅游和投资、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和工商业，主动地对地方传统的庙宇、祠堂、族谱等的重新建设和修整进行有选择性的鼓励。地方政府利用传统来促进现代化的作法本身已经说明在中国的某些区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对于离地区政府较远的村落，情况又怎样？诚然，政策的许可和鼓励是村落民间传统复兴的大环境和前提；但是，农民和农村的工商业者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没有能够明确地说明他们复振 (revitalize) 传统的目标，在回答作者的问题时一般以“祖宗如此如此做我们便如此如此做”为理由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尽管他们在主观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复兴是否他们的一种“现代化”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客观上是否已经利用传统来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服务？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大量的农村调查，但社区的个案调查也可以反映现状的某些侧面。正如吉尔茨所说，“人类学的方法强调仔细的第一手材料的分析，以及对大型社会中小型社区的重点分析。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它能够使我们用对村落、小镇及社会阶级的分析，来体现对一般社会过程的认识。”[13]我在社会人类学调查中体会到，村落的例子虽然有其地方的特殊性，可是它可以通过细致而“浓厚的描写”(thick description) 反映和检验我们所关切的理论假设。因此，在1990至1994年间，我选择在闽南一个经济较发达的村落晋江县金井镇塘东村进行个案调查，希望通过个案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地方性制度与超地方性（supra-local）过程的互动以及民间传统与官方政策的互动的某些侧面。作者在塘东村的调查分三个阶段：1990年11月至1991年3月间，作者首次在该村从事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侧重考察当地的社会网络、互助形式与现代化的关系；1992年11至12月，作者因研究民间宗教的需要重访该村；1994年底因路过之便，作者在该村进行十天的短期访问。这三次调查和访问提供了作者了解村落传统和变迁的依据，通过对所搜集的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作者发现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复兴”现象在塘东村也存在。与闽南其它发达地区的村镇一样，塘东村目前从各方面看已经开始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变迁。新的企业与学校的建立、新的公路的开辟、新的民居的建设、新的机器的引入，均处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前列。可是，伴随着“新”的东西的引入，亦产生了地方性传统的复兴：村庙、祖祠和旧戏台曾在“文革”中被破坏，近年已多数被修茸翻新，成为民众生活的“公共场所”；许多族谱在六十年代初被烧毁，现在已全部重写；宗族仪式和关系网的回归使旧的族亲关系和人情关系重新回到社会的舞台。我们可以运用在大的区域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解释塘东村的传统复兴的现状；不过，为了更有焦点性地探讨在一个特定的社区背景下地方传统的复兴与地方发展密切关系的具体表现，我们有必要对社区的社会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 (责任编辑：admin) |